革命之歌,從何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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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監獄,視為法國大革命爆發的象徵,後來於 1879 年、第三共和時期成為了法國國慶日。革命中,音樂往往激勵人心,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便簡述了西方音樂與革命的故事。

18 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革命者唱「馬賽曲」(La Marseillaise)。馬賽曲於 1792 年創作,正值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第一共和對抗歐洲列強。歌曲主題希望團結士兵,保衛家園:「一起走吧,祖國的子民們!榮耀之日來臨了!那暴政對着我們,升起了染血的軍旗,升起了染血的軍旗!你們可聽到在鄉間殘暴士兵們的吼叫?」馬賽曲呼籲革命團結,漸漸等同「自由、平等、博愛」的意思。在 18 至 19 世紀中,馬賽曲彷彿成了獨家能鼓舞革命思潮的歌曲。

早於 16 世紀,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運動,他以德國方言把聖經翻譯成一般人也能讀得懂的經書,採用意譯並加以自己體會,而非逐字依原文翻譯,讓讀者和聽眾更易理解上帝的旨意。與此同時,聖詩也是以德國方言誦唱,而非拉丁語,使得聖詩更具感染力。馬丁·路德除了是宗教改革者, 同時也對德國音樂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其清唱套曲與受難曲遵從著路德的文字。而路德作詞作曲的「上主是我堅固保障」(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後來亦翻譯成多種語言,感動各地信徒。

在 1789 年至 1848 年間,歐洲內戰頻繁,連音樂也離不開政治的動盪。馬賽曲於 1795 年成為法國國歌,與路德的聖詩一樣,既歌頌個人,又注重團體——馬賽曲激起一種集體身分,但又呼籲人民在個人之上打倒暴政。可是,馬賽曲在拿破崙帝國時期失去了國歌地位,波旁王朝復辟時期後,自然也容不下代表革命的馬賽曲。直到 1879 年第三共和國時期,馬賽曲才再次成為法國國歌,並沿用至今。有些事愈受打壓,便愈不易為人遺忘,馬賽曲仍然是最著名革命歌曲。

在 19 世紀的德國,音樂回到了政治的前列。1840 年代,音樂協會常常是政治騷動的中心,在許多城市的音樂節不免帶有反抗暴政的演辭。德國民族主義詩人 Ernst Moritz Arndt 的詩歌「哪裡是德國人的祖國?」得 William Speyer 編成歌曲,唱出來激情洋溢。音樂成為在 1848 年歐洲革命之前的熱身動作。

1917 年 2 月的俄羅斯革命迎來了新音樂慶祝新解放的俄羅斯。最著名的是 Aleksandr Grechaninov 的「自由俄羅斯之聲」(Hymn of Free Russia),慶祝革命成果,推倒沙皇獨裁,即使是在蘇聯的日子,它仍是自由的象徵。現代西方大型革命已不常見,但 John Lennon 的「給和平機會」(Give Peace a Chance)聲明反對越戰,歌曲穿透人心。英國音樂家 Jerry Dammers 的 Free Nelson Mandela 同樣震聾發聵。

經濟學人勾畫了西方的歷史。回頭一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也是一首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可惜作詞者田漢在另類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中遭打成「右派」,含冤去世。田漢戰勝了兇悍的日本軍人,但戰勝不了中國的同胞。在中國為了理想而亡命的,還有日前病逝的諾貝爾和獎得主劉曉波。他倡議促請中國改革民主進程的「零八憲章」,「零八憲章」沒有說要革掉中共政權,卻先革掉自己的命。2010 年他未能出席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禮,挪威女高音歌手 Marita Kvarving Solberg 在頒獎禮上為劉曉波獻唱了「蘇爾維琪之歌」(Solveig’s Song ),歌詞說道:

也許冬天會過去,春天會消失,
夏天也會溜走,然後就是一年
但我可肯定,你將會歸來
我終必如諾言般等待

最終劉曉波亦未能離開中國領獎,在獄中患上末期肝癌,保外就醫不久便病逝。追求理想的革命從來難言成功,浪漫的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