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殺戮文化如何令西方文明崛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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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馬拉松戰役,希臘聯軍戰勝了波斯軍隊。 圖片來源:etc.usf.edu

近代西方崛起,取得文明的主導地位,往往精兵若干便能征服大片地區,以少勝多的理由不只是船堅炮利之科技,也不完全是個人質素的問題,還有更深層的文化原因。

美國學者 Victor Davis Hanson 的名著「殺戮與文化」(Carnage and Culture),以西方戰爭史上的九大關鍵戰役為脈絡,對於何謂國力強盛的解讀,被奉為一代經典。

他認為近現代軍事力量的有效和強大,源起古希臘特有的戰術。

古希臘在戰爭中經常以少勝多,在兩次波希戰爭中各有一場為人熟知的轉捩點之戰,即馬拉松戰役和號稱「戰狼 300」的溫泉關戰役。馬拉松一役,希臘戰死 192人,波斯 4,500人;溫泉關一役,斯巴達人戰死 300,波斯損失超過 20,000。溫泉關戰役之後,雅典在薩拉米斯海戰也大敗波斯,而波斯的兵力是雅典 5 倍之多。波斯每次入侵希臘都是號稱數十萬大軍,除了可以調用本國人力,還有被佔領的外族兵力,但是和希臘軍隊的戰鬥力相比,幾乎不堪一擊。

古希臘的戰術,完全不符合中國兵法原則,核心是作者提出的關鍵字 Carnage。

Carnage 專指衝擊作戰的廝殺,由於沒有退路,缺乏當逃兵和俘虜的可能,是導致希臘軍人戰鬥力爆發的要素之一。中國戰爭史上的傷亡,很多是潰散過程或者俘虜之後的屠殺造成,譬如著名的長平之戰,秦國處死趙國降軍達 20 萬之眾。潰散導致的傷亡也很慘重,耳熟能詳的例子有淝水之戰,50 萬前秦軍隊在逃散之中被殺,或死於互相踐踏,或是死於裝備和補給缺乏,許多人在野外凍死餓死。潰散之所以造成大規模傷亡,是因為原有的組織分崩瓦解,一旦缺乏有組織效率的武裝和保護,散兵游勇的戰鬥力立即變得極為低下。但 Carnage 則有如困獸鬥,直至消耗到最後一人,即後來決鬥、拳擊比賽常用的 “Last man standing”。

溫泉關戰役的浴血殺戮廣為傳頌。 電影「戰狼 300」劇照。

Carnage 依賴個人戰鬥力,而個人依賴集體榮譽感。古希臘的士兵是公民,享有公民權:包括財產私有權及政治權利,譬如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10,700 位希臘重裝步兵受波斯王子小居魯士(Cyrus the Younger)僱用出征,這支軍隊中不乏出身上層的學者、軍官,醫生等。而波斯帝國的士兵中,許多是被征服的外族和奴隸。

根據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著作「遠征記」的記載:希臘人和他們的敵人大為不同,他們擁有個人自由的感受,紀律更為嚴明,武器更為致命,戰士之間關係平等,主動求戰的意識強烈,思維靈活能更快適應新的戰術。他們偏愛 Carnage,源於他們共識的政治體制,中產階層內部的平等地位,以及民眾主動監督政治事務的精神。

古希臘創造了民主制度,各城邦的國王不是終生身份,譬如「戰狼 300」中斯巴達國王尼奧尼達斯,都有任期限制以及政治義務:如果現任國王外出參戰,日常行政即由另一人代替。而雅典連國王也沒有,全部靠公民大會選舉產生。按照 Hanson 的邏輯,應是先有公民,才有民主。

阿基琉斯與彭忒西勒亞之戰,最終阿瑞斯之女彭忒西勒亞戰敗被殺。

公民首先要有私有財產權的保障,政治權利和義務一致。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富有的精英和大眾都是對立的,在最惡劣的情況下,精英對大眾極端剝削,造成嚴重不公,結果就是平民以暴力革命推翻精英。而古希臘開創的公民意識,是防止這種政治潰爛的最好方法。

古希臘公民的產生,源於梭倫改革,其一是廢除了負債人賣身為奴隸的制度,負債人可以選擇工作及收入來抵債;其二是將所有人按照財產分為四等,財產多少與政治義務掛勾:以參戰為例,第一等可以買馬當騎兵,第四等便在軍中負責搬運等粗重工作,而不必上前線。

古希臘公民私有財產得到保障,因而不必帶個人財物上前線,相反,波斯軍人必須隨身攜帶,因為財產缺乏保障,他們的政治權利和義務也不對等:只有為國王出征的義務,而得不到對等的政治權利,於國家事務沒有一絲發言權。但他們的專制君主,只享有權利而不必盡義務。因此與專制國家作戰,「斬首」策略非常有效,由於每一個士兵沒有公民權,專制君主一死即人心潰散,爭相逃跑,只可能是一盤散沙,此一邏輯至今有效。

Carnage 還包含了在原地直接迎戰,利用更勝一籌的技術與紀律去戰勝敵人,直到徹底摧毀敵人的反抗來解決爭端。他們可以接受「公平傷亡」,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血流成河的凡爾登戰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肉身抵擋槍火的諾曼第登陸,但不能接受伏擊、綁架、私下處決等恐怖襲擊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釋為何西方國家視恐怖襲擊為「懦夫式的屠殺」,而日本、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反抗意志徹底瓦解,而沒有興起游擊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