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無罪推論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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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著名的中央刑事法庭「老卑利」(Old Bailey),William Garrow 於此開始辯護律師生涯。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曾幾何時,香港電視也有「法庭劇」這個類型,但感覺總是有點扭扭捏捏,說不出的怪異,而且香港法庭劇的主題永遠是男女關係,無非是掛羊頭賣狗肉。法庭劇最好看的部分,難道不是雙方唇槍舌劍,內心的天人交戰?如果抗辯過程已經火花四濺,酣暢淋漓,再談戀愛不是畫蛇添足麼?

但這不能怪香港電視,因為法庭的戲劇性,是英國普通法獨創的產物。

美國電影學會曾選舉百年第一銀幕英雄,結果是格力哥利柏在「怪屋疑雲」裡演的律師,而不是甚麼大俠高手,神奇怪客——只憑理性、思辨、口才就能伸張正義,推動社會進步,不是英雄又是甚麼?但這個由威權高壓的主宰,轉為理性抗辯的裁決過程,並不是由道德仁義來推動的。

前文說過,英國早就有公開審訊的傳統,因此罪犯享有一定人身自由權,可以避免遭受刑虐,但是審判過程簡單粗暴:沒有警察,也沒有法醫,抗辯、提證,交叉盤問的過程一概全無,從開庭、判決再到行刑,一般不超過 15 分鐘,因為古人的觀念是清者自清,無辜的人一定可以自證清白——不幸的是,自證這種事,今天依然很常見。

其實,從 17 世紀末開始,英國司法也一度進入濫用刑法阻嚇犯罪的黑暗期,而有「血腥法典」(Bloody code)之稱,鞭刑、流放、絞刑是家常便飯,死罪名目繁多達 200 多種,連盜竊價值 12 便士的財物也不例外——12 便士相當於一個熟練技工 1/20 的周薪。唯一可幸的是,陪審團對於如此草菅人命會感到良心不安,因此他們通常低估財物的價值來減緩死刑。

不知是不是因為審訊過程太過枯燥,令人疲憊困乏,候審的死囚又如此之多,到了 18 世紀 30 年代,有些法官開始允許律師出庭為死囚辯護。原本律師的職責只限於民事案件及訴訟,及代表王權去起訴,至此才有辯護律師的誕生。

由於律師一向代表的是王權,現在站到了王權利益的反面,不能像控方那樣只靠豪情陳述去打動法官和陪審團,因此辯護律師發展出高超的盤問技巧,尤其是其中一位大狀 William Garrow,以咄咄逼人的風格,各種激將誘敵的戰術,幾乎一手扭轉乾坤,將法庭變成了一座緊張刺激的競技場,控辯雙方交戰的抗辯過程開始主導刑事法庭。

Garrow 的盤問堪稱「鬼見愁」,這幅插圖的文字說明寫著”Being nervous and cross examined by Mr Garrow”(感到緊張及接受 Garrow 先生盤問)。

這並不偶然,因為 Garrow 的時代正好趕上啟蒙思潮,科學精神被奉為圭臬,尤其是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反因果關係的理論,可以說是對歸納、習慣、經驗等古代思維的巨大衝擊。當時的社會風氣就是講證據,所有受過教育的紳士都不會輕信道聽塗說,也不會輕易對任何說法全盤接收。就是從這時起,法庭採納證據逐漸有了標準,而以控方提供的證據最為關鍵,於是 Garrow 首創了「無罪推論」(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說法,要求控方的證據必須當庭徹查。

這當然堪稱是司法史的分水嶺,普通法走到這一步,除了有啟蒙思想的開導,還有工業革命的助力:因為工業經濟的市場化,規模遠非過去的農業經濟可比,工業革命帶來商業立法的蓬勃,權益之爭愈趨頻繁,而不是一個像過去那樣只有以大欺小,倚強凌弱,律師的角色吃重,亦即人權平等的缺口打開:在新的經濟社會裡,每一個人的權利都變得重要,律師也不願意隨便讓被告損失財產或者性命,否則也會導致律師的損失。

但不要小看「掙錢」,在不平等的制度裡,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掙錢——也掙不到,和休謨同代的美國國父富蘭克林也喜歡談錢,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掙錢,保護每個人的私產,就是平等的起源。市場、資本、科學、理性,普通法和人權,彼此是環環相扣的,「現代」的出發點不需要偉大,當許多微不足道的人也能得到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障,最終就比一切都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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