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西方女權主義當道，加拿大渥太華大學英語系教授 Janice Fiamengo 以其反女權主義的代表作之一 Sons of Feminism（「女權主義之子」），發出異議，批評女權主義摧毀學術和思想自由，將對西方社會造成長遠危害。
她在訪問中談及自己的覺醒歷程：當她剛畢業的時候，也和其他所有女學生一樣，自認是女權主義者。但在短短一年內，她就對女權主義的態度有了極大的保留，因為親身目睹了大學裡許多男生的處境，他們普遍不敢抒發己見，或性格怯懦，或充滿自責。她發現，男性學者在學術界發展普遍遭到性別歧視，大學招聘不按學術成績聘請，學系部門都有性別配額設定，最新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顯示，傳統理學院（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終身教席候選人也呈現性別偏差，男女比例為 1：2。
今天的校園學術主流，幾乎都站在責怪男性的角度，滔滔不絕強調要保護女性，增強女性權力，提高女性自尊，鼓勵她們實現夢想；與此同時，年輕男性卻不斷遭到打擊，灌輸給他們的訊息是世上發生的所有錯誤、不幸和罪惡都是由男性造成的；尤其是一再強調如果男性能夠減少陽剛特質，則兩性的戰爭就會終結，一切不公平、不正義都能隨之終結。
大學校園過去一向以言論自由，學術探索的綠洲著稱，而今日漸形成了威權專制，一般分析都認為，除因為一部分知識分子致力於從根本上改變西方文化，更主要的原因是文化馬克思主義者逐漸掌權，發起了一場挑戰傳統制度的長征。因此大學教育普遍從課程內容開始滲透對於西方歷史的蔑視，將西方歷史改以殘酷不公和壓迫的角度著述，需毫不留情地加以推翻，而非審視和反思。
Fiamengo 認為，如此學術主流對學生有百害無一利，從此學生對歷史的理解十分薄弱，看待當今文化的角度也極度扭曲。此一討伐舊制度的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思潮，令不少知識分子得以名成利就，因為佔據道德高地，改造年輕一代的心智，發起社會「革命」，比教授沉悶的學科譬如 18 世紀諷刺文學刺激得多。
當代女權主義的核心思想，是男人享受特權的好日子太長了，因此他們的感受，他們的想法，都淪為次要，他們必須為過去和現在的「男性特權」道歉，退避三舍，讓女性來主導。這種女權主義的觀點和男性霸權同樣不公平，她們刻意忽略古往今來男性在建造物質和精神社會所做的貢獻，尤其是將男性在科學，醫學，技術和藝術上的貢獻及成就，都一概以性別地位不平等而加以抹殺。
就她觀察所見，當今西方女性其實明顯享有優勢，譬如大學校園裡，女學生人數已經超過男學生。但女性對自己佔有的優勢不是視若無睹，就是不知滿足，女權主義者總是會找到新的繼續為女性出頭的說法：譬如男性依然佔主導地位，壓迫女性；校園裡有強姦文化，對女性構成敵意，必須用激進手法予以制裁；加倍歌頌女性，加強譴責男性，這些說法其實沒有現實根據，但是一面倒的傾向持續：女性愈來愈霸道，而男性不斷道歉屈服。
但 Janice Fiamengo 在學術界可謂孤掌難鳴，備受攻擊。她認為女權主義的危害，在於新聞界、法律界、社工界，執法機構等都在援引學術界的理論，而每當面對女權主義自我正義的信念，以及對於男性遭遇的不公平對待幾乎完全漠視，確實令人沮喪。
她憂慮當今的西方文化正遭遇一場「完美的風暴」，無法復原。為甚麼在這個由女權主義塑造的時代，偏偏有那麼多西方土生土長的青年參加伊斯蘭國恐怖組織，難道僅是偶然？她認為女權主義已經成功（甚至遠超想像和預計程度）塑造了一種文化：給予男性極少空間，迫使他們的社會角色淪為贍養費和兒女撫養費，他們一旦被妻子趕出家門之後，甚至被剝奪和兒女見面的權利。男性通常是電視廣告和處境喜劇裡最可笑的角色，以及在無數的社會運動當中，淪為受責怪、羞辱、攻擊的箭靶，包括他們不適當稱讚女性，或者在地鐵車廂裡佔據更多空間。
青年男性的自殺率節節上升，男性的抑鬱症和輟學率堪稱氾濫，男性在教育和工作都呈現落後的趨勢，甚至男女犯下同樣罪行的時候，判決和刑罰也有性別差異，女性獲罪的可能比男性低，接受的刑罰比男性輕。許多男性甚至不諱言：盡量少惹女性，少和她們打交道，包括拒絕結婚，不生孩子。Fiamengo 認為，當今的文化潮流正在摧毀文明世界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