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無政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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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土耳其軍事政變流產過後,伊斯坦堡市民和警察騎上坦克慶祝。 圖片來源:路透社

過去一年,國際政治風雲變色,杜林普反傳統外交動搖國際秩序,沙特記者 Jamal Khashoggi 遭殺害觸發連鎖外交風波,右翼政治抬頭叫輿論聞風色變,但原來動盪背後有著風平浪靜的一面 —— 自 1950 年以後,2018 年將成為第二個無政變年,全球最後一位被政變推翻的領袖,要數 2017 年 11 月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究竟是甚麼因素促使各國政權穩定,情勢會否持續到 2019 年?

拉丁美與亞洲政局回穩

1973 年 9 月 11 日智利總統阿連德(中)遭遇政變,在護衛保護下離開總統府,同日中槍身亡。 圖片來源:路透社

自人類社會產生政治權力開始,政變奪權風險便縈繞不散 —— 公元前 49 年古羅馬統帥凱撒對元老院發動政變,5 年後反遭元老院政變報復,遇刺身亡;1799 年法國大革命餘波未了,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步向獨裁;1992 年查韋斯策動反腐敗政變流產,最終反成英雄,6 年後當選總統。

中央佛羅里達大學政治科學研究員 Clayton Besaw 指出,根據政變預測計劃 CoupCast 的數據,整個 20 世紀下半葉,全球每年有 99% 機率起碼發生一次政變。自 1950 年以來,全球政變總數達 463 次,其中 233 次成功推翻執政政府;部分奪權不成,或引發內戰,導致經濟停滯不前,但亦有專制政權從此走進歷史。

然而,自踏入 2000 年開始,全球政變風險級別便逐漸下降,2007 年為歷來首個無政變年,2018 年政變風險創下 88% 新低點,有望繼 2007 年以後,榮登第二個無政變年分。

政變減少是政治局勢穩定的反映,在個別地區尤其明顯。拉丁美洲曾經政變頻繁,1950 年後共發生 142 次政變,但當中只有 5 次發生在 2000 年以後,最近一次是 2009 年洪都拉斯總統塞拉亞(Manuel Zelaya)因軍方政變下台

在 20 世紀,阿根廷、委內瑞拉、玻利維亞、智利等國家,民主政府都曾經先後被軍方推翻。譬如 1973 年智利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被美國支持的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變推翻,國家進入 17 年軍事獨裁。個別憑藉政變上台的領袖,最終亦因政變倒台,譬如曾策動政變的阿根廷總統貝隆(Juan Perón),於 1955 年被軍方拉下台,其第三任妻子伊莎貝爾(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繼任後,於 1976 年同樣無法倖免。

至於亞洲,數政變最頻繁的國度,泰國和巴基斯坦必定包括在內。在政治舞台上,當地軍方經常在幕後擔當導演,為國家真正掌權的力量。1950 年後,亞洲共爆發 62 次政變,但只有 6 次在過去 18 年間發生,同樣顯示政變有緩減跡象。

2019 年政變機率再創新低

2014 年泰國軍方政變期間,有示威者在身上寫上反政變口號。 圖片來源:路透社

我們應如何理解拉丁美及亞洲的政治趨勢?研究認為,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等國度,領袖在政變上台後為加強統治合法地位,促進經濟穩定發展,都先後協助國家民主過渡,流產政變同樣促使專制政府改革自保,變相緩和局勢。亞洲地區亦經歷類似轉化,1990 年代後擺脫美蘇冷戰陰影,加上經濟繁榮,使區內政治愈趨穩定。

然而,非洲政局未如拉丁美及亞洲回穩,自 2000 年開始,非洲共有 35 次政變,平均每年 2 次。雖然頻率有所減少,但非洲人經歷政變的機會,依然較其他地區高出 10%。研究認為,非洲政變的風險主要源於兩大因素:經濟不景、頻繁政變的惡性循環。

雖然在過去幾十年間,非洲普遍地區取得實質經濟改善,尤其是尼日利亞、加納、埃塞俄比亞,但發展不均問題依舊嚴重,總體貧窮情況未有顯著緩和,資源分配不均更容易觸發示威,最近在烏干達和馬拉維(Malawi)的局勢,便是政變來臨的先兆。

自 2007 年開始,非洲有 12 國發生政變,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和幾內亞比紹(Guinea Bissau)等半數國家,更加是 11 年間飽歷數次政變。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地經濟都大受打擊,變相增加另一次政變的風險;政權欠缺合法性,又促使各派系伺機奪權,形成政變不斷的惡性循環。

對於來年政局的走向,CoupCast 預測,非洲發生政變機率會稍微下調至 55.5%,加上拉丁美及亞洲政局繼續回穩,2019 年全球發生最少一次政變的機率,將會再創歷史新低,但仍有約莫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