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看輕了樹木管理的問題：我所指的「問題」，並非現時熾熱討論的保留還是移除樹木那些個別事件，或是如何培訓樹藝人才、甚至不是制訂《樹木法》與否的問題─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性質上，此乃官僚們應該如何妥善執行其日常工作之「操作性」事務；而真正的焦點，應是把「如何管理樹木」看成是城市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樹木管理妥善與否，其實能夠顯示出一個政府有沒有願景去令整個城市活起來；還是這個政府是小家子器的政治近視眼，只看重眼前小利、甚或會犧牲一個城市的長遠利益。

不論香港人如何避開和新加坡直接比較，但我們也不由得不佩服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五十年前，當他成為獨立後的新加坡第一任總理之時，他已經認為新加坡要發展得像個花園城市：所以，新加坡的綠化與樹木管理並不單是一般的政策，而是主導整個國家發展方向的「國策」，且有相對應的大量資源投放。或許，這和李光耀在劍橋大學畢業有關，皆因劍橋一眾學院的草坪及庭園堪稱世界級，故此李氏在那種環境薰陶之下，也會希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國家，能有優美的環境供人民享用。

特府：樹木是會生長的

公平地說，殖民地時候的香港也有一套宏觀的綠化及管理樹木政策─那時候，因為港督們秉承了英國人熱愛 Hiking 的傳統，所以香港的郊野公園均極其龐大、而且保養良好。事實上，香港只有約一成的土地是高度發展的；許多人也許不察覺，香港地圖上大部分的土地仍是以綠色為主調！殖民地的發展「大政策」(Mega-Policy)，其實是在這一大片綠色包圍下打造起來，亦因而導致香港的市中心，成為今天的石屎森林。換言之，香港殖民地時代有關綠化及管理樹木的「大政策」，倒是十分清晰的。

可惜，回歸以後，特區政府在規劃上屢出亂子，即使撇開較遠的政策如「八萬五」或「屏風樓」不說，單單是政府今年三月決定，把四公頃的郊野公園土地轉為作堆填區用途，就顯示兩大施政失調：其一，是令天使墮落而成魔鬼──政府怎可能把最值得保育的郊野公園土地、換轉而成了垃圾投放地？其二，是敷衍了事又短視──只有四公頃的土地夠用麼？又夠用多久呢？這四公頃在「整體固體廢物政策」中究竟扮演甚麼角色？還是根本沒有角色，只是政府見垃圾太多、堆填區不夠，便霸王硬上弓把垃圾棄置在郊野公園算了？

「八萬五」和「植樹」政策其實倒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不理土地大小，有空地便建屋、有空位就種樹。然而，樹木是會長大的。不夠位置生長怎辦？斬掉，再重新由樹苗／幼樹種起來。反觀日本，市中心名店區如「銀座」，路邊的樹是一早在種下時已預留了空間給它未來五十年去生長─連路邊的樹木也以半個世紀為單位作規劃，其他基建的規劃視點定必看得更遠了。

因此，要政府明白應該如何管理樹木，實在是等同叫他們學懂如何規劃這個城市。換個角度以新思維規劃，政府應該把「樹」看成是「活的古蹟」─是會一邊生長、一邊變大，而又會老化、並同時盛載集體回憶的「活古蹟」─了解這點以後，便當明白所謂「活化古蹟」一詞語意之空廢。

活化香港？有可能嗎？

要活化香港，先要活化整個城市，但更要活化官僚思維。事實上，市民對於城市規劃的要求和期望正在不斷進步當中，特區政府如不與時並進，縱是「好打得」如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也未必能夠招架 ─ 不過，特區政府怎樣訂定整個城市的「發展願景」，其實已超越了發展局的職權範圍；所以，香港必須學習新加坡或日本，由最高層來訂定發展「大政策」，方有機會活化香港。

如何活化官僚的思維，讓他們也懂得把樹看成是活的古蹟？或許官員們能夠從以下四個城市規劃的里程碑中吸取教訓：

第一階段：由「土地發展公司」進化成「市區重建局」─ 市民不再單純地把「土地看成只是「一幅地皮」，變成關注整個「社區」如何重生。

第二階段：保護維港運動 ─ 市民突破了「規劃只限於土地」的框框，而關心「仍未出現的土地」（即填海）會如何破壞環境；從「實」到「虛」，顯示那時候市民已有能力掌握較抽象的概念。

第三階段：天星鐘樓及皇后碼頭保育運動 ─ 填海運動關注的是未出現的土地，保育運動則更進一步，顯示市民學懂珍惜，知道市區發展之餘，也要保存集體回憶，並且帶出「大會堂 ─ 天星鐘樓 ─ 皇后碼頭」構成公共空間的初步概念。

第四階段：公共空間運動 ─ 以上三個運動都關注硬件的規劃，到了時代廣場公共空間運動時，市民已經則再進一步，連軟件的規劃（即應該在土地上進行甚麼活動）亦極感關注。

可惜，觀乎政府七月中旬，強行迫走深水埗新忠花店「大型花牌」製作師傅黃乃忠的手法，似乎政府極其量仍停留在上述的第三階段之中、裹足不前。要突破官僚思維框框、要進步至第四階段，政府必須要先制訂具體的公共空間政策；否則，要特區政府進入再下個階段，懂得建立妥善的樹木管理系統，根本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