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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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蘭不能錯過的一片綠:教堂旁的小公園

香港立法會秘書處曾發表「香港的公共遊樂場」的研究報告,當中指出不少遊樂場「設計過於單調,場內的遊樂設施亦欠缺趣味及刺激性,難以吸引兒童玩樂。」芬蘭在 2018 年「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登上第一位,不少報道亦曾提及芬蘭教育著重孩子的玩樂時間,那裡的公共遊樂場又是怎樣的?

Live Norish:北歐社創(二)—— Busking 街頭音樂節

北歐眾多 Busker 參與的瑞典街頭音樂節源於 2010 年。當年,瑞典警方因一名街頭表演在斯德哥爾摩街頭無牌表演而成功對他作出檢控,引起瑞典民眾一片譁然,認為市民的公共空間被侵佔,繼而表達自由受到侵犯。原打算舉辦遊行示威抗議的街頭表演者組織卻一反傳統,認為與其用示威吶喊等方式去訴諸不滿,倒不如讓街頭表演遍地開花,以贏得民眾的歡呼,讓監管部門及瑞典政客正視公共空間使用管理的問題,結果成就了第一屆斯德哥爾摩街頭音樂節。

廖康宇:行人專用區殺無赦(下)

「自我陶醉」式的獻唱原先只活躍於例如廟街等與公眾距離相對較遠的商業或半開放式的活動空間,打賞歌手不在人前,社會的反響因而較少。但隨著歌廊結業,上一代欠缺其他音樂空間,只能搬到行人專用區等公眾地方繼續,變相與年青音樂人及街頭表演者(Busker)直接競爭場地。不論是年青還是年長一代,欠缺音樂空間的問題於香港依然存在,表演者四散尖沙咀、銅鑼灣各個街頭熱點,只會令爭議擴散開去。

廖康宇:行人專用區殺無赦(上)

以文化政策角度,行人專用區的問題不在於表演項目本身,而是在於部分歌舞表演者以「生人霸死地」、使用大型音響,甚至向黑社會交保護費等方法,令其他表演者無法公平地使用公共空間,造成資源運用的不公義。行人專用區的表演亦由以往百花齊放,逐漸趨向單一、大堆頭、互相鬥大聲,劣幣驅逐良幣。如果各方自律,表演者與觀眾、居民之間互相尊重,行人專用區本應是香港社會珍貴的藝術資源。

圖書館能有多吸引?問芬蘭人便知

芬蘭教育暨文化部在 2016 年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總人口 550 萬中有約 200 萬人曾到圖書館借書,借書次數近 6,800 萬,就連英國駐芬蘭大使也認為,芬蘭是屬於讀者的國家。縱使國內已經有超過 730 間圖書館,赫爾辛基市議會仍批准斥資 9,800 萬歐元,建造赫爾辛基頌歌中央圖書館,人們對此浩大工程亦沒有太多反對,甚至非常期待。在芬蘭人眼中,圖書館地位有多崇高?

唐明:管治之道也在於屎溺

對比 17、18 世紀有關歐洲城市的記載,很容易陷入竊喜,因為那時候歐洲城市確實臭不可聞,連室內也不例外:譬如 1665 年倫敦爆發大瘟疫,許多達官貴人逃到牛津大學避難,到第二年他們離開的時候,牛津大學的每一個角落:書房、煤屋、地窖、煙囪,都佈滿了糞便。海軍委員會那位大秘書 Samuel Pepys 在別人家裡投宿時,發現臥室內沒有夜壺,結果坐在火爐邊大便,以使糞便掉進灰燼裡,簡直像貓一樣。

市民付錢,市民話事?愛沙尼亞的參與式預算

假如是市民付錢,讓市民話事,會不會讓市民花錢花得更順氣?美國紐約市在 6 年前起推行參與式預算,台灣亦有社區於 2015 年試行,在法國巴黎、英國多地也不乏這些案例。在歐洲東北另一端,近年崛起的創科小國愛沙尼亞亦不甘後人,於 2013 年起於第二大城市塔圖亦試行了參與式預算,直至現時未有中斷。

商場化的印尼,跟香港一樣?

「摘去鮮花,然後種出大廈」不獨是本地寫照。單看 2014 年數據,估計將可取代東京成為世界最大城市的印尼首都雅加達(Jakarta),便建有商場超過 170 座。零售用地在短短 1 年間增長達 17 %, 10 年前還未有品牌進駐的雅加達,現在平均每 4 公里便見 4 家商場。有商場在城市中林立,自然便有人流連忘返;不過,也有雅加達人即使從未到過這些地方,亦需為興建商場這項「共業」付出代價:城市公共空間遭收窄、更嚴峻的交通擠塞和洪水問題,全都是要付的帳。

巴黎大改革:比條路我行

巴黎將重新設計主要的交通交滙點,目標是讓那些差不多路人絕跡,位於運輸交滙點的廣場,重現人煙,而非只得汽車及它們排出的廢氣。回望香港,中環道路給名車佔領,而灣仔海旁,特別是會議展覽中心旁那個金紫荊廣場,除了給大陸遊客陽具崇拜,給旅遊巴不停擠進迫出外,到底對於香港有甚麼價值?還是其實一開始,我們都只是路人甲乙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