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 2 月 27 日，柏林國會遭人縱火，普遍認為納粹黨自編自導，藉此插贓剷除異己。的確，當時希特拉雖獲總統興登堡委任為總理，但納粹黨並未取得多數國會議席，縱火案後，國會解散，興登堡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希特拉指控共產黨為幕後黑手，逐步取締其他黨派，及至 4 月，納粹完全壟斷國會。希特拉得以成功獨裁，國會縱火案「功不可沒」，陰謀論因而不逕而走，大眾深信納粹一手策劃恐襲，連著名歷史學家 Alan Bullock 亦抱此見解。事實是，傳言並無根據之餘，有人考證當年法庭紀錄，發現縱火原兇並非納粹亦非共產黨，而是出自一名反納粹工人 Marinus van der Lubbe 之手，以放火宣洩對納粹黨不滿，卻反被利用。
納粹自編自導的陰謀論從何而來？希特拉視縱火案為「天賜良機」，共產黨亦有同感。德國共產黨領袖 Willi Münzenberg 出版相關書籍（Brown Book），抨擊國會縱火案審判，指控 Van der Lubbe 其實是納粹分子，內應外合放火，繼而砌詞伐異。
納粹黨指控共產黨縱火，逮捕該黨及共產國際人員，然而證據不足，法庭宣判四人無罪釋放，只有 Van der Lubbe 一人被定罪。據德國前情報人員、反納粹分子 Fritz Tobias 考證，國會當時只有 Van der Lubbe 一人，並無同黨，而進出國會只有三條路：一條經由隧道，但兩邊門口發現上鎖；一條途經門房，但門房並無察覺行跡；一條破窗而入，亦即 Van der Lubbe 的做法。而他於 9:03 闖入國會之前，一名郵差曾於 8:45 進入國會並逗留約 10 分鐘，因此早有同黨（不論納粹抑或共產黨）內應外合的說法並不成立。另外，審訊庭上有專家表示，火勢之大不可能由個人所為，一定有某種液體助燃，不過根據當時消防及警方證供，現場並無發現任何使用液體或汽油的跡象，而國會高天花多木板，容易助長大火，同類建築如維也納股票交易所就曾因一支未捻熄的煙頭毀於一炬。綜合供詞證據，國會縱火案實是個人所為。Van der Lubbe 既非納粹亦非共產黨員，不過是兩黨政治宣傳的棋子。
Fritz Tobias 考證刊於 1959 年明鏡週刊，即使歷史學家普遍採信，納粹官員證詞仍不無爭議，亦有論著指證供不盡不實，質疑一人放火的可行性，事件 80 年後再添疑點。無論如何，國會縱火案由一宗偶發案件，急速升溫至黨派衝突，為野心家利用，繼而改變國家政策，當希特拉宣佈永不解除緊急狀態，原兇誰屬已經不（最）重要。政治化固然是推動社會變革的策略，然而一旦失控，後果難以預料。謹慎處理政治化事件的走向，才是國會縱火案的最大啟示。
*國會縱火案過程詳見 Fritz Tobias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