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中國遊客在泰國自助餐搶蝦短片流傳，再度引爆「國民性」的爭論。
現在應該不會有太多人質疑「國民性」了。發起「國民性」之論的人，可能是梁啟超，雖然他並沒有創造這個概念，而是由十九世紀洋人對中國人的普遍印象得出結論。在他眼裡。中國人的「總體」特點第一是奴性，甘於忍受暴政，不敢反抗；第二是一盤散沙，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是民智低下，怯弱退縮，缺乏勇武和進取。
今天看來，這三點也不見得真確有效：至少中國人外遊的表現，絕沒有奴性，只有大爺脾氣。甚麼身份、主權、領土問題一旦遭到挑戰，包括爭先恐後，生怕吃虧的反應，可以說是高度一致。只重私德，更是一點也看不到。民智肯定不低下，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數口」特別精。
中國遊客在外的種種「醜行」，是從何而來？其實不必說得那麼複雜，有一個最簡單的答案，有一隻病毒長期潛伏，而這具機體從來沒有服用過任何有效的藥去抗擊，終於任其發酵，控制全身。
這隻病毒就是流氓。先秦時候流氓與遊俠為一體，比較像日本的「浪人」。遊俠敢於蔑視權貴，挑戰制度，介入政治鬥爭，甚至專門做暗殺工作，今天仍津津樂道的唐代傳奇，紅拂、虯髯客、聶隱娘，都是這類人。但是這種人處於少數的時候，可以有以毒攻毒之效，一旦壯大，有如細胞激增，發生「異變」，結果不是改善政治，而是用最粗暴的手段去解決問題。
流氓是一種甚麼人？學者張宏傑有十六字總結：「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讓他們非常容易「混跡」於各種環境，找到生存空間。
歐洲從文藝復興開始，財富孕育了資產階級，但中國宋朝的財富，卻興起了由底層價值觀主宰的「江湖」。
但凡讀過水滸傳，都不難想像宋朝的江湖文化：他們紋身、武鬥、欺詐、耍賴，開黑店，層出不窮。宋朝的政治寬容，崇尚文治，但君主和士大夫變得非常軟弱，果然，宋朝滅亡之後，代表中國上層文化的士大夫徹底清場，底層的流氓冒起，填補了社會大崩壞之後的空缺，他們可以為蒙古人當打手，或者說，蒙古人也需要這樣的「人才」。
從此以後，中國的流氓階層就開始發跡，到了明朝，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終於爬上寶座，開始全面的「流氓化」：流氓成為生存、攀爬、發達的有效途徑，如果不做一個流氓，很難找到立足之地。金瓶梅堪稱典型：除了西門慶是一個大流氓，不但發財享福，在他的私宅裡，一群妻妾也需要用流氓手段才能自保。
社會理想鼓吹聖賢，但生存現實卻鼓勵流氓，發揮人性的惡，連女人之間都不能形成善良端莊的主流，賈寶玉慨歎「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人，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
有甚麼好奇怪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