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界定一方身份，必先界定「他方」：香港與大陸、台灣與對岸、庫爾德與伊拉克、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而對歐洲來說，他者便是伊斯蘭，千百年來互不相讓，同時相輔相成，今日的中東北非難民以及恐怖組織正是新一輪外族衝擊——只是這一次不一樣。
政治記者 Robert D. Kaplan 指出，在古羅馬時代，歐洲代表環地中海一帶，包括北非，著名神學家、「懺悔錄」作者聖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便是在羅馬受教育的柏柏爾人 （Berbers）；公元七世紀起，伊斯蘭教橫掃北非，地中海一分為二，「歐洲文明」向北遷移。羅馬帝國沒後，由日耳曼人繼承文明衣缽，歐洲迭經文藝復興，從封建制過渡至殖民帝國，再由專制轉向民主。
英國歷史學家 Denys Hay 著作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an Idea 提出，所謂歐洲一體，源自基督信仰與伊斯蘭教「無可避免的衝突」，象徵以十字軍東征為最；薩依德（Edward Said）於「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則指，伊斯蘭作為歐洲的他者，示範了歐洲所反對的價值，亦由此定義了歐洲文化。歐洲與伊斯蘭的歷史互動，主要有兩個面向：
一、征服。自拿破崙征討北非一帶，派遣學者、外交官研究回教文化，歐洲帝國便確立了「西方——伊斯蘭」、「歐洲——中東北非」的優劣從屬關係。
二、遙控。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列強重新劃分中東及北非殖民地的邊界，又與當地獨裁政權、警察國家眉來眼去。西方一方面批評伊斯蘭世界的高壓統治，另一方面，正正由於他方缺乏「人權觀念」，西方毋須為當地戰後民主實驗失敗負責，免卻了移民大舉湧入的危機，遂得以在安全的距離下審視他者。
基督教與回教版圖演變（亞洲部略嫌誇大）：
現時中東亂局締造了第三個面向：難民。歐洲對外族並不陌生，之所以一直相安無事，一來，在於移民願意歸化：例如中世紀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大舉西遷，落腳於中東歐，大部分歸化基督信仰，對西方文明衝擊有限；二來，帝國素來是多民族結構，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境內便有至少 7 個語區，一向兼容並蓄——直至民族主義興起；三來，移民受民情監察，人數受控：戰後歐洲大吸廉價外勞，英國 60 年代經濟衰退，反移民論大作，工黨保守黨均主張收緊移民政策，趨勢一度遏止。
然而時至今日，中東戰火、北非亂局加上恐怖份子肆虐，數以十萬計難民湧入歐洲，不但人數不再受控，而且無心歸化基督信仰，更不必提帝國一早沒落，「西方——非西方」的固有平衡被打破，歐洲無法用舊思維消化新一輪文明衝突，臨急臨忙借用極右民族主義，鼓吹小國種族，倡導認同政治，企圖藉此排拒「外族」，界定西方身份。
觀乎歐洲政局，極右政黨急速崛起，特別是波蘭及匈牙利，政權已有侵蝕民主、法治及言論自由的苗頭。所謂公民社會，本來就十分脆弱，歐洲能否經受文明的衝擊，穩守法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還是未知之數。美國國務卿克里憂慮難民危機隨時癱瘓歐洲計劃，或會重演上世紀 30 年代亂局，屆時歐洲將迎來真正的身份危機：「西方價值」一旦陪葬，歐洲將不再是西方，在民族口號中從此失去自己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