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曾提出一組對立的概念，叫 「俗見」（ doxa ）/「真知」（ episteme ），用意批評當時古希臘詭辯家所提出「有說服力的言論就是真理」這否認世上有客觀真理的說法。故勿論此處討論的脈絡不同，在這一個意見泛濫的時代，這組公元前的概念區分卻依然意味深遠。
為了讓我們能有效從眾多的意見中分辨出「真知」，Drazen Prelec 便活用了 「後設知識」（ metaknowledge ） 這概念設計出一個新方案。以後，若果我們再跌入因為缺乏信息而難以分析該意見到底是俗見還是真知，我們可以驗證當中有沒有充分的後設知識 。
篩選可靠信念的困境
或者有人認為判別「真知」的最好辦法，是腳踏實地去看教科書、查維基、問專家，再拿某個「穩當」的「參考」當標準來判斷另一個人的言論值不值得信賴。但以上認知方式，依然沒有解決一個既根本又弔詭的認知困境：
- 假設你本來對某議題一無所知，你該按甚麼標準判斷教科書、維基或專家的說法是可靠？
- 又假設所討論的議題，例如消防員應怎去救火，一開始就沒有涇渭分明、非一即二的絕對答案，我們又可站在哪些準則之上判斷某個人的意見比較可靠？
無知下的意見霸權
「不僅是知識／意見的內容，更是產生知識／意見的機制決定了何謂『專業』知識／意見。」一個在紐約修讀社會認知學的大學畢業生如是說。當中暗示分辨出「專業知識／意見」的難度比我們想像中高。一般來說，當我們打破沙鍋問到底為何一個人在沒有相關知識的情況下，選擇相信教科書而不是你的左鄰右舍，大部分答案離不開兩種：一、教科書是群眾智慧的結晶，二、教科書是權威所言。
不過，即使兩種答案都不是非理性，很多研究卻不約而同指出，無論是由集體智慧還是權威所篩選出來的意見，這些意見卻會被不容易察覺的隨機因素所影響。例如， Prelec 注意到「大多數人意見」會形成「意見霸權」。他認為，1920 、 30 年左右，愛因斯坦的量子力論之所以看來勢孤力弱，不獲知識份子支持，是因為太多物理學家在回應愛因斯坦（由 Erwin Schrodinger 的思想實驗所發展出）的新想法時，不自覺只循環了 Niels Bohr 和 Werner Heisenberg 的舊量子力學論證，而忽略了這場量子爭論實際上只是 2 對 2 之爭。換言之，Prelec 的想法是，因為知識份子的認知偏見（ Cognitive bias ）影響太大以及支持 Bohr 和 Heisenberg 的人數比例太高，所以舊量子力學的說服力被放大了。
顯真知的後設知識
有鑑於此，為減弱因社會影響而帶來的羊群效應、盲信威脅， Prelec 想出了一個新方法，讓我們可在背景資訊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再理性一點消除隨機因素的影響（例如你不幸咨詢了看似專業的豬隊友意見、可供你參考意見的對象不夠多元）。
除了問意見，你更要問你的參考對象到底掌握了多少其他人的想法，以及認不認知到自己還不知道甚麼。因為這些有關後設知識的資訊，除了可暴露出參考對象的認知偏見，提供誘因讓他們說真話外，更能淘汰那些沒有根據、充滿水份的意見。
對於民主的啟示
生於一個強調民主價值的地方，不少人都清楚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石是一群自主、理性的人民，因為唯有這樣，民主才不會淪為民粹，法國大革命的悲劇才不會重演。而針對以上前設，一些人會拿出「民主並不實用」、「民眾先天上是不理性的」這一類的說法質疑民主的實用價值，一些甚至會因而轉向支持精英統治，因為覺得「政治領袖」的概念才切合現實。
現在， Prelec 的分析無疑開出了一個新希望。因為假若他的理論是可行的話，「羊群效應」的非理性影響，就有機會獲得修正。例如套用到選舉上，即使選民所得資訊相對於精英候選人注定不對稱，選民卻可通過測試候選人對自己看法的「後設認識」，來作出抉擇，擺脫某種「意見操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