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條件(二):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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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產人數近年跌穿總人口一半,社會不再由中產主導。 圖片來源:路透社

英國歷史學家 Niall Ferguson 在著作「西方文明的四個黑盒子」(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論及,民主並非單指投票,點票是否公正、法律系統如何處理選舉糾紛等等制度問題同樣至關重要。換言之,缺乏健全法治,現存社會便難以實踐民主。而對法律學者 Ganesh Sitaraman 來說,美國民主與法治均須依賴中產階級的興盛,一旦中產沒落,憲法亦會陷入危機,民主計劃隨之遭殃。

美國法律系教授 Ganesh Sitaraman 表示,美國憲法乃是「中產憲法」,中產萎縮對民主的危害更甚於其他問題。

美國范德比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法律系教授 Ganesh Sitaraman 新作 The Crisis of the Middle-Class Constitution 書名開宗明義指出,美國憲法乃是「中產憲法」,副題 Why Economic Inequality Threatens Our Republic 則道出貧富懸殊加劇,將危及憲制共和。Ganesh Sitaraman 更進一步表示,美國能夠應對政見分歧、國安威脅、國會癱瘓種種災難,但未必捱得過中產萎縮。

普遍以為法律條文隸屬政治範疇,無涉經濟,對「中產憲法」的說法或感不解。Ganesh Sitaraman 追溯美國開國之父擘劃憲法之初,表示他們其實心懷一個中產社會。有別於歐洲階級嚴明的社會,美國始創之時相對平等,縱有奴隸及殘餘階級制,但經濟以農業與手工業為主,西部又有大量土地待開墾,白人社會多數為自給自足的中產階級。社會面貌迥異,美國國父亦設計出一部不同於歐洲的憲制。

Ganesh Sitaraman 繼而追述 17 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漢林頓(James Harrington)如何影響美國憲法。漢林頓今日雖然鮮為人識,但其著作 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當時享負盛名,主張政治權力平衡必然對應社會財富分配。譬如 17 世紀之初,英格蘭容許更多人擁有更多物業之後,中產階級興起,開始爭取政治權利,因而引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英國內戰,最終導致克倫威爾上台。

當時漢林頓的政經合一學說深入民心,美國開國之父更將其視為「少數夠資格評論共和國意義的偉大思想家之一」。據其理論,平等社會有機會孕育共同體(commonwealth),而不平等社會則只會造就貴族或君主政制。Ganesh Sitaraman 舉例,在貧富嚴重不均的英國,有上議院(House of Lords)代表富人,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則代表基層,兩相牽制,政治結構體現出經濟面貌;美國草創之時鮮見(白人)貧富懸殊,政制並無上下議院之分,參議院(Senate)本為共和長遠利益而設,而非為特權階級發聲。階級並無內置於美國憲制之中,皆因當時財富分配相對平等,憲法參照社會而就,由是有「中產憲法」的說法。

Ganesh Sitaraman 認為,美國憲法起草之時,只為中產社會而設,因而難以應對中產沒落。 圖片來源:路透社

不過,早自 1820 至 1830 年代,美國商業興起,加之工業革命潮流,經濟全面轉型,建基於農業手工業的均富社會逐漸為工業化大城市取代,財富愈趨集中,動搖憲法的經濟基礎,19 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就曾敬告美國「民主的朋友」慎防製造業帶來的貧富不均。及至 19 世紀末「鍍金時代」(Gilded Age),貧富差距史無前例之大,財力開始滲透權力,同一時間卻也引起民間反彈。

當時興起所謂「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反對財閥和「強盜式資本家」(robber baron)把持政府,視之為憲制共和的威脅。「進步年代」(1890 年至 1920 年)期間,大量選票多番將進步派政治人物送入白宮,從法制上遏止權貴左右政治,改善貧富不均,例如將入息稅列入憲法修正案、限制競選巨額捐款、設立反壟斷法防範企業影響過大、將參議院選舉改為直選等等。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言「沒有經濟民主,就沒有真正的民主」(”There can be no real political democracy, unless there is something approaching an economic democracy.”),視經濟平等為民主制度的基石,憲法則是戰場,而這場經濟拉鋸戰一直持續至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New Deal)為止。

小羅斯福簽署社會保障法案一刻。新政延續進步思維,著力縮窄貧富差距。 圖片來源:路透社

Ganesh Sitaraman 表示,直至 20 世紀中葉,美國社會對憲法的理解往往植根經濟,後來出於種種原因,美國社會開始忘記經濟平等原是憲制的支柱。Ganesh Sitaraman 列出三大因素:一來戰後經濟發展蓬勃,中產階級持續膨脹,欣欣向榮景象起到麻痺作用;二來進步新政已然奏效,連共和黨總統如艾森豪也嘲弄企圖廢除新政的黨友,尼克遜亦試圖推行負入息稅及擴大醫療保障,社會已不復見政府能否干預市場經濟的辯論;三來冷戰思維影響之下,美國的社會意識由「貴族對共和」轉變成「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著力將自己與蘇聯共產派系區別。結果,平等傳統逐步式微,乃至今日又回復百年前的不均社會:1920 年代,美國收入頂端 1% 富人身家,佔全國財富為 24%,1970 年代中期比率跌至 9%,及至 2014 年,0.1% 最高收入群所擁財富相當於九成最低收入群的總和,而最富裕兩成人更掌握全國 84% 財富,中產比率萎縮,近年更見數十年來首次跌穿總人口一半。中產沒落,中產憲法陷入危機,民主也絕不能獨善其身。

據樂施會統計,世界八位首富所擁財富相當於全球一半人口的資產總和。 圖片來源:路透社

中產之所以對民主如此重要,Ganesh Sitaraman 解釋,身處普遍平等社會,人民差異不大,經濟利益均等,社會利益較少分歧,自然有一種歸屬感;當中產階級萎縮,民眾之間差異擴大,便會出現人以群分的情況,由教育到財富區分彼此,社會由此失去團結。共和政體所仰賴的是歸屬感,即便有國族主義的手段整合人民,但如不能解決貧富懸殊,仍難避免社會撕裂。正如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就上屆美國大選分析指出,杜林普的崛起源於成功結合工人階級和舊中產階級的焦慮,以反建制姿態承諾快捷補救,對沒落階級極具吸引力,然而「強人政治」會危及民主,支持者甚或默許強勢政府僭越法治,類似負面影響陸續浮現於菲律賓、土耳其等地。如要導正民粹,挽救自由民主,就離不開經濟民主。世界是時候從「美式失憶」中甦醒,看穿新自由主義的「大騙局」,重新審視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種種價值與平等的共生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