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民主的最大因由，在你與街上一般選民閒談五分鐘就會明悟。」一句長久誤傳為邱吉爾名言，因而廣泛流傳。反對民主的理據 不勝枚舉，選民質素參差便是其一，亦是最難啟齒的理由之一。去年美國大選希拉莉批評杜林普支持者有一半為「一籃子可鄙之人」（a basket of deplorables），大西洋月刊便評論指「說法就算成立，對其選情依然不利」，可見選民地位神聖不可侵犯。然而有兩位美國政治學者敢冒不韙，直指選民抉擇不循理性，要為民主失敗負上責任，說法背後究竟有何理據？
Christopher Achen 與 Larry Bartels 分別供職於普林斯頓大學和范德比大學的政治學系，兩人最近合著 Democracy for Realists 一書，主張選民並非理性物種，對政治認識有限，選擇往往前後矛盾，不按利益考量行事，受身份和黨派思維左右，盲目跟從政治人物的意見。立論顛覆不少有關民主的成見，驟看似乎反對民主，其實不然。兩人在網媒 Vox 訪問中解釋，認識選民的非理性本質，反而有助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
選民的非理性本質
民主制度其中一個基本假設，在於人民按訴求對政黨投票，普遍意願將反映於選舉結果，得出一個照顧多數人利益的政府。然而，據 Christopher Achen 與 Larry Bartels 對選舉表現的長年考察，選民並不如理論所想的理性，一般更傾向情緒化，而且不諳國家政策，即使對政綱感興趣，亦是根據身份政治或黨派意識而抉擇，手中一票去向並非本於事實體認，更多時候出於懲罰心態。
例如，1916 年，新澤西州海岸湧現一連串鯊魚傷人事件，結果連累同年時任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大選中失卻新澤西州－－他的起家州份。人民對現況不滿，往往記恨於現屆政府，鯊魚傷人本與政客無尤，但選民與威爾遜的想法顯然有別。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主張在民主之下，政治世界與經濟生活將幾無差異，而據 Larry Bartels 解釋，諸多現實例子恰好證明，選民的政治抉擇往往並非建基於現實影響，而是「感情抒發」多於「訴求手段」。
兩人雖然主張選民決定隨機，但亦承認選舉牽涉因素極多，其中不少可以預計，選舉經年也發展出既定模式，容易預測結果。不過，對於近年選情較接近的選舉，結果則明顯受細微因素左右，特別是身份議題，而非按候選人政綱或經濟因素等利益分配而決定。Christopher Achen 表示，一般選民均善於辨識「（表面）屬於同一陣營」的候選人，但對政策方面則不求甚解，往往取信於一兩個政治人物。以去年美國大選為例，杜林普主打身份政治，吸引大量白人藍領支持者，他們清楚杜林普的取態，卻不了解在墨西哥邊境矗立圍牆究竟有多可行；甚至，根據 CNN 民調，希拉莉在「良好判斷」一項得分拋棄杜林普四成之多，然而大選結果表明，總統的決斷力對不少選民來說並非首要條件。凡此種種反映在選舉上，民眾視選票為情感抒發，多於理性衡量。
另有民主理論認為，個體選民雖然善變而無知，但從集體則可看出其目的及趨勢，因為選民之間會互相抵銷，剩餘一小部分有理念的選民，奠定一場選舉的走向。Christopher Achen 和 Larry Bartels 則不表認同，反而主張選民同時集體犯錯才是常態。例如美國第 29 任總統哈定（Warren Harding）於 1920 年選舉以六成選票膺選，堪稱 20 世紀票王，但上任後用人不當，屢鬧貪腐醜聞，更有內閣官員瀆職入獄，在污名纏身下，哈定在任僅兩年便心臟病發身亡，更被視為最差的總統之一。普遍認為，哈定憑俊俏外表俘獲大比數選票，但魅力與施政能力並無關係，「哈定錯誤」（Warren Harding Error）顯示出選民的情緒化傾向隨時具有壓倒性影響，選舉制度對此未必有抵抗力。
民主政治實為身份政治
政經社會交錯複雜，連經濟學家亦難以就特定經濟政策的影響達成共識，遑論一般市民。兩人指出，身份認同作用之下，大眾往往從認可政治人物上提取暗示（take cues），然而只有少數人會認真審視政客意見合理與否，多數快速信服，甚至不惜急遽轉軚。例如美俄長年交惡，美國人對俄國一直抱有根深柢固的猜疑，但當杜林普大肆褒揚普京，支持者卻又不以為忤。美俄關係屬於重要議題，但選民顯然未有周詳考慮其外交政策的影響。又例如一項長期研究指出，1982 年反對墮胎的民主黨選民之中，過半於 1997 年時已改變取態，贊成懷孕女性有選擇權，而共和黨選民之中轉軚者不多於三成。影響民意的因素龐雜而隨機，身份認同是其一關鍵，Christopher Achen 和 Larry Bartels 更揚言：民主政治一概為身份政治。
對兩人來說，身份比原則更基本，並不單指種族、性別和宗教，亦覆蓋階級、民間組織等等，每名市民均有多重身份，兩人所提倡的「團體民主理論」（group theory of democracy）便是立論於此。有別於單一身份的「部落政治」，理論主張政制必須公平處理各身份團體的訴求，合理平衡多數人的利益。例如大眾普遍不諳金融體系運作，官商因而放膽勾結；假如民眾清楚後果，相信無法苟同美國歷年不少財金政策。解決方案是由強勢政黨牽頭，輔以專業相關人士，從制定針對性政策著手，確保政策為多數人利益服務，而非被小圈子壟斷。兩人奉「聯邦論」（Federalist Papers）建議為理想民主政制：政府之內須有人民聲音，同時亦聽從專業人士的意見。
Christopher Achen 和 Larry Bartels 對選民質素諸多保留，驟看對民主投下不信任票，崇尚精英統治，但他們亦強調平衡：一方面不同意以擴大民主之名廢除「超級黨代表」（superdelegate），另一方面反對以言論自由之名，放行無上限競選捐助，同時表明現階段最大難題，在於無法從制度上確保政治精英為大眾服務。二人所設想的政制基本上與現行無異，分別在於一邊倚重政治人物秉公自重，實踐代議公僕角色，一邊改革制度，容許政府更公平地處理各方利益。若說政治是多方利益角力場，政客如何令自己「去身份化」，擺脫本身所屬團體，轉而謀求大眾的福祉？期望政客大公無私比較合理，還是要求選民理性審慎相對容易？類似問題未有定論。兩人承認民主有其局限，並非萬能至善的「魔術棒」。或者人類的局限就是民主的局限，但民主仍然充滿潛能，而且不一定是政制的終點，反躬自省之時，亦切勿為想像設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