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盜賊帝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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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一句出自清唐甄,專指「無故殺人之天子」;而日本史家高島俊男在「盜賊史觀下的中國」(中国の大盗賊)一書所說的盜賊,則是名副其實的盜賊集團,以暴力劫掠為營生。縱觀中國歷史,其中不少壯大以後統一中原,得以建立「盜統」,並粉飾以知識分子的「道統」,由秦時劉邦、元朝朱元璋到近代毛澤東均是「盜賊皇帝」,分別僅在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一般認為中國盜賊鼻祖為「盜跖」,事跡早載於「莊子」,糾眾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盜賊又稱寇、匪,種類繁多,有山賊、海賊、水賊、馬賊、妖賊、教匪、流寇、土匪等,不過概括言之,高島俊男認為盜賊須符合 4 項條件:不屬官府、武裝勢力、暴力威逼、集團運作。簡言之,是一個以劫掠為生的民間武裝集團。

高島俊男引用英國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和中國政治學家薩孟武解釋盜賊(bandits)出現的成因:前者主張,農業社會無法提供足夠就業機會,過剩人口便會滋長盜賊;後者認為,中國可耕地面積僅約整體十分之一,小農社會又將農地分割,不利促進農耕技術發展,土地生產力下降,農民被迫成為游民,便容易落草為寇。高島俊男將上述歸納為兩大成因:貧窮、不公。

日本史家高島俊男直指不少中國正史所承認的帝皇均是盜賊集團,竊國而侯。

兵痞流氓書生

社會治安不整,盜賊得以生存;如要壯大勢力,則須天時地利配合。高島俊男舉出外在及內在因素:外因包括饑荒、天災、戰爭、社會動盪;內因則可分為 3 種:

一、具有宗教神化色彩。例如佛教(彌勒教、白蓮教、紅巾賊)、道教(黃巾賊)、基督教(太平天國)、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皆以「信仰」為號召,承諾天下大亂之後將出現理想世界。所謂「妖賊」或「教匪」便是對帶有強烈宗教色彩的盜賊集團的蔑稱;

二、不平知識分子獻身。「不平」分為兩種:一是懷才不遇,二是對社會問題抱不平。例如抗日戰爭爆發之時,不少知識分子投奔延安「解放區」,一心建立理想烏托邦。雖然後來發現共產黨員無心抗日,侵吞百姓糧食,於是發起批評,招致「整風運動」肅清。

高島俊男表示,當盜賊集團壯大,便會開始正名立號,以道統粉飾盜統。圖為太平天國玉璽。

三、販夫走卒行商加入。古時交通並不發達,運輸工人、行腳商人及走私販夫掌握物資集散、戰略地帶、穀倉位置、屯兵地點、河道交流等地理知識,並且往往在各地擁有豐富人脈,一旦落草投身,盜賊可坐享龐大資訊網,拓展活動範圍。

「對盜賊集團來說,宗教、信仰是心臟,知識分子是頭腦,運輸工人和商人是耳目。佔絕大多數的農村遊手好閒者,是手和腳。」高島俊男又提及,所謂官兵亦非善類,往往乘盜賊肆虐之際劫掠平民,兵匪不分。中國電影「建軍大業」中有一句話評價 1927 年的共產黨:朱德是兵痞,毛澤東耍流氓,周恩來一介書生。雖然是創作的蔣介石獨白,與高島俊男對盜賊身份的描述卻不謀而合。

盜賊一旦壯大,意欲謀取天下,往往從正名著手,立國建號,例如宋代三大盜賊 -- 王小波、李順立「大蜀」,年號「應運」;方臘自命「聖公」,年號「永樂」;鐘相、楊麼建「楚」,年號「天載」。不過,中國傳統對盜賊集團往往以其首領名字稱之(清「太平天國」和民國「山東建國自治軍」屬於例外),即使盜賊集團正名如「中華蘇維埃」,當時民眾仍稱其為「朱毛」(朱德、毛澤東)。

按中國傳統,「中華蘇維埃」草創之時,民眾仍以「朱毛」(朱德、毛澤東)稱之。

道統粉飾盜統

歷史由勝利者書寫。高島俊男表示,李自成建「大順」,朱元璋立「大明」,其實同為「盜賊王朝」,前者之所以不獲正史承認為合法政權,只因成王敗寇。而所謂「正史」亦非指「正確」,而是「官方著作」之意。政權納入「本紀」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獲得前朝「禪讓」,二是暴力奪位,亦即「放伐」(「堯舜禪讓,湯武放伐」),由武將、外族或盜賊推翻前朝,即為「革命」。雖本質上與一般盜賊無異,但只要盜賊政權「強盛而長期存續」,就能載於本紀。迷信正史,隨時墮入盜統史觀而不自知。

按此邏輯,高島俊男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繼漢、明之後的強大盜賊王朝。」毛澤東霸佔農村和山區,吞併山賊勢力(例如井岡山袁文才),以農村包圍城市,一遇官兵追擊,便於田野流竄打游擊戰、到處掠奪,做法實與盜賊無異,之所以成為「革命」,乃因政權得以確立,以道統粉飾盜統之故。1927 年共產黨發起四省叛亂,毛澤東當時稱之為「秋收暴動」,後來刊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為歷史上大小數百個盜賊集團洗白,稱頌為「農民的階級鬥爭」,1949 年後更完全棄用盜賊一詞,同類事件一概視為「農民起義」,「秋收暴動」亦因而美名為「秋收起義」。

共產黨「打土豪,鬥地主,分田地」是否等於農民革命?

不符農民革命

高島俊男又質疑「農民革命」的說法。一來,盜賊多數出沒於農村,但農村人口並不等於農民,盜賊「糟蹋良田、奪走農作、強搶婦女」,是農民的敵人。抗戰之後國共爆發全面衝突,共產黨以「鬥地主,分田地」為名,以掠奪為實,鬥完地主未搶夠便轉鬥「富農」;富農鬥完,便將剩餘人口重新劃分五等,於是又有「富人」可鬥,可見共產黨並不一定代表農民利益。二來,馬克思提倡的無產階級革命,意指在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工業國家,受企業剝削的工人團結一致,推翻資本家的政權,因此革命理應發生於企業集中的城市而非農村;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農民更不無微言,批評他們思想封閉,認為工人才是革命的主體。中國農民革命一說由是值得商榷。

以盜賊史觀參照中國歷史,高島俊男並非第一人。書中引述中國異見分子王希哲 1980 年文章「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文中將毛澤東類比為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和水泊梁山,雖為「空前絕後的農民領袖」,但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則毫無建樹。王希哲固然不能如高島俊男直指毛為「盜賊皇帝」,不過將其與「闖賊」和「長毛賊」相提並論,則言有盡而意無窮。高島俊男將草創時期的共產黨形容為「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由不平知識分子所主導的、標榜站在農民一邊的一大盜賊集團。」說法不知有多少仍然適用於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