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雖死猶生,何為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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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講述台灣人徐玉娥女士將遺體捐獻到輔大作為「大體老師」的經歷,從而延伸一段圍繞著她和家人、學生以至輔大教師,於死後才開展的沉默而親密的關係。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劇照。

生死有命,萬般帶不走,但還是有人冀望能以某種形式,於世間留下一些東西。當中,器官捐贈和遺體捐贈正是兩種帶著不同信念的生命延續。前者是讓已死之驅上仍有用的器官,能繼續在活著的身體中運作,是實質性的生命延續;遺體捐贈卻是精神上的,它所傳承的,是無形的經歷和體驗。去世後捐贈給醫學院,供醫科生於解剖課上作學習之用的遺體,為表尊重,皆稱之為「大體老師」,英文為 Silent Teacher(也是記錄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的英文名)。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講述台灣人徐玉娥女士將遺體捐獻到輔大作為「大體老師」的經歷,從而延伸一段圍繞著她和家人、學生以至輔大教師,於死後才開展的,沉默而親密的關係。雖有其煽情之處,但並不是那種最廉價、一面倒「鼓勵」大家獻出遺體,灌溉杏林的煽情。儘管「大體老師」不會說話,但他們的身體能讓醫科生於課堂上學習解剖技能,並親睹骨骼、血肉和內臟的真貌,從而驗證書本上的理論知識。正是以身施教,作育莘莘學子。

台灣導演陳志漢的第一部記錄長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選擇以一個頗為冷門罕見的題材去探討生命和家庭倫理議題。片名來自陳志漢前往台北輔仁大學做資料搜集的一個夏天,當他經過醫學院,看見陽光灑落校園,那種恬靜的氣氛讓他甚有感觸。而輔大醫學系的解剖課,就正是於每個星期一的下午,在靜默的陽光午後舉行。

於去世後遺體捐贈給醫學院,供醫科生於解剖課上作學習之用,為表尊重,皆稱之為「大體老師」。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劇照。
香港大學是香港其中一所接納遺體捐獻的大學。

那麼,何為「大體」之師?當然從字面解讀,是對志願者無私獻出遺體的尊稱,但「大體」一詞,早源於古哲先賢之訓。「孟子.告子上」引孟子曰:「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而何謂貴賤與大小?朱熹後注:「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孟子認為,大體之人,重心志而輕口腹之慾。後面一段再引公都子問其師:「『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君子與小人的差別,不是只是前者心堅志強,後者為物慾所困;孟子主張性本向善,正是君子憑天生的良心思考,有了大體,才不致被聲色犬馬的物慾蓋過。如今謂之識大體,即能夠顧全大局,也正因為一個人懂得思考,能夠作出取捨。

「大體老師」或許意味著生命中的最後一次取捨,捨的是完整全軀,取的是習醫者的修成正果。其身體像一道真理之門,讓學生試刀、練膽、長知識,也成為他們跨渡到一名實習醫生的必經之路。作為香港其中一所接納遺體捐獻的大學,港大在 2015 年出版過一本感思文集「大體大得」(Dissecting the Meaning of Life):「你可以在其(大體)身上犯錯一千次,但往後就一次都不能再錯了。」書中幾乎每個撰文的醫學生,都留下這樣的一句話。

「因為『大體老師』是每個習醫者的第一個病人。」港大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於書中形容,「大體老師」的貢獻不單在於解剖學技術層面,其實也帶來人性和心靈上的震憾,皆因課本文字知識遠遠不如真正在解剖桌上的人體複雜,「教醫學生在矢言『拯救生命』之先,首先學會謙卑,然後反思生命意義。」

而在一眾醫學生的立場,就如「大體大得」其中一位醫科生的自白:學得再多,臨場實戰一拿起手術刀就膽怯了。但「大體老師」也樹立起一個榜樣,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勉勵。「『大體老師』如此勇敢,你也得鼓起勇氣。從現在起,你也要有心理準備,為病人無私奉獻。」行醫濟世之道,必不能缺少這一點精神上的傳承。

華人社會素來有「留全屍」的傳統觀念,以至成為「大體老師」的捐贈者不多。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劇照。

華人社會素來有「留全屍」的傳統觀念,以至成為「大體老師」的捐贈者不多。其實不但對死後有一定忌諱,對死亡本身也是,以為泰然面對,卻更可能只是不敢正視。很多人會搬出孔子那句「未知生,焉知死」為座右銘,認為死亡的事多想無益,不應枉費思量。這難免將原意誤解,其實儒家推崇孝道,講究喪葬之禮,是相當重視死亡的。死亡本身也是人活於世的一大要事。

好幾年前台灣還有另一部關於葬禮的電影,「父後七日」。當父親的葬禮結束,女主角累到連哭的力氣都沒有,忽然體會到,原來葬禮的眾多繁文縟節,都失落了本來意義,成為一種逃避,當你忙於處理這些事情,自然便忘記傷痛。「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則剛好相反,由於成為「大體老師」前,遺體要經過福爾馬林防腐,時間長達兩年,變相成為了一場漫長的安葬。故事的主人翁,落在每個月由嘉義前往台北探望太太遺體的林惠宗和女兒林映汝身上。林惠宗起初覺得妻子成為「大體老師」都不失為好事,至少可在世上保存多一段時間,但愈接近上解剖課的日子,他就愈感到不安。當死亡的衝擊拉長,反而逼著他和女兒面對情感上的每一處細節。

比如說,當解剖課將近尾聲,他們才發現過去根本從未討論過,遺體應該交由大學處理,還是送回嘉義入土。母親生前父女兩人說話不多,不曾有過這樣的溝通。直到在記錄片鏡頭前,他們才開始推敲母親在生時的想法。

林惠宗起初覺得妻子成為「大體老師」都不失為好事,但當死亡的衝擊拉長,反而逼著面對情感上的每一處細節。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劇照。

電影的拍攝過程,就像「大體老師」對醫學生的啟蒙,也讓丈夫和女兒也上了面對死亡的一課。當然,這部記錄片本身的意義,亦是要讓觀眾思考死亡。

懂得思考,然後作出取捨,這才是大體之人。怎樣生,如何死,是人生需要面對的最後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