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399 年，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法庭判處死刑，罪名是引入新神及荼毒青年，並基於他日常的言論入罪。雅典被視為民主制度的發源地，當時與另一古希臘城邦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中鬥得難分難解，也與斯巴達的寡頭政治成鮮明對比。蘇格拉底因言入罪之死，恍如雅典民主制的一大污點 —— 死於多數人的暴政，揭示民主制度的弊端。
在雅典，那些並非出身於貴族家庭的勞動階層，也曾為雅典的民主制度自豪。雅典所有男性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也享有高度言論自由。在雅典公民大會（Ecclesia／Assembly）中，任何男性公民均可發言（isēgoría）。據柏拉圖稱雅典是希臘言論最自由的地方，是多言（polylogo）之城。意大利哲學史教授 Enrico Berti 表示，正是雅典的言論自由，為「辯證法」（dialectic）發展增添動力。
既然雅典言論這麼自由，那麼該如何解釋蘇格拉底的審判？事實上，蘇格拉底並非唯一遭以言入罪的哲學家。公元前 432 年左右，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提出太陽其實是一塊比「伯羅奔尼撒」半島要大的石頭，月亮本身則不會發光，月光只是由太陽反射的光線 —— 因對神不虔誠被收監（另有記載指判處死刑）；416 至 415 年間，哲學家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宣稱人類無法得知神是否存在，而遭判處死刑或驅逐出境；詩人迪亞戈拉斯（Diagoras）甚至提出無神論，在遭判死刑後流亡；亞里士多德於 323 年亦遭指控對神不敬，而需離開雅典避難。
Enrico Berti 教授嘗試為古雅典的言論自由辯護，他認為在否定雅典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以前，須了解這些判刑的原因。因應古希臘的宗教信仰，公民對神明不敬，會被視為危害國家甚至民主制度。古希臘信仰中，沒有既定規條和神職人員，這在本質上就是宗教崇拜的產物，膜拜諸神以換取其對國家的保護。換言之，對神不敬某程度上屬於「叛國」行為。
此外，這些不敬罪名通常是由個別人士提出，有時出於私怨或政治目的多於純然的宗教原因。實質上只有很少數的無神論者是在雅典被迫害。Berti 說：「假如雅典是唯一的城邦因不敬神而對哲學家判罪，這是因為它是唯一容許哲學家自由說話的城邦。」「例如在斯巴達，哲學家是不被接納的。」
蘇格拉底的判刑或另有歷史因素。公元前 411 年雅典發生「寡頭革命」，有 400 名民主制反對者發動政變，可是同一年間民主制便得恢復。404 年，斯巴達人擊敗了雅典人，結束了長達 27 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曾經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克里底亞（Critias）和查米迪斯（Charmides）組成了三十人僭主集團（Thirty Tyrants），掌權 13 個月期間殺害了雅典近 5% 人口。雅典的敗績，加上近十年來兩次的政變，使得民眾對民主制度的神經繃緊起來，或多或少為參與審判的裁判團增添壓力和疑慮。
據多數學者考證，當時是以 280 票贊成、221 票反對通過定罪。今日我們普遍理解，只要不對他人造成直接傷害，言論便享有自由。贊成處決的裁判當中或有人是出於捍衛「民主」，決定處死社會中潛在的「危險分子」。可是，蘇格拉底的審判依然印證了雅典人不光是建基於有否對公眾或某些人造成傷害，一些教學上的意見也會被視為危險。假若真理真的是愈辯愈明，動輒向提出辯論的人「殺無赦」，同時也會把真理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