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崛起，取得文明的主導地位，往往精兵若干便能征服大片地區，以少勝多的理由不只是船堅炮利之科技，也不完全是個人質素的問題，還有更深層的文化原因。
美國學者 Victor Davis Hanson 的名著「殺戮與文化」（Carnage and Culture），以西方戰爭史上的九大關鍵戰役為脈絡，對於何謂國力強盛的解讀，被奉為一代經典。
他認為近現代軍事力量的有效和強大，源起古希臘特有的戰術。
古希臘在戰爭中經常以少勝多，在兩次波希戰爭中各有一場為人熟知的轉捩點之戰，即馬拉松戰役和號稱「戰狼 300」的溫泉關戰役。馬拉松一役，希臘戰死 192人，波斯 4,500人；溫泉關一役，斯巴達人戰死 300，波斯損失超過 20,000。溫泉關戰役之後，雅典在薩拉米斯海戰也大敗波斯，而波斯的兵力是雅典 5 倍之多。波斯每次入侵希臘都是號稱數十萬大軍，除了可以調用本國人力，還有被佔領的外族兵力，但是和希臘軍隊的戰鬥力相比，幾乎不堪一擊。
古希臘的戰術，完全不符合中國兵法原則，核心是作者提出的關鍵字 Carnage。
Carnage 專指衝擊作戰的廝殺，由於沒有退路，缺乏當逃兵和俘虜的可能，是導致希臘軍人戰鬥力爆發的要素之一。中國戰爭史上的傷亡，很多是潰散過程或者俘虜之後的屠殺造成，譬如著名的長平之戰，秦國處死趙國降軍達 20 萬之眾。潰散導致的傷亡也很慘重，耳熟能詳的例子有淝水之戰，50 萬前秦軍隊在逃散之中被殺，或死於互相踐踏，或是死於裝備和補給缺乏，許多人在野外凍死餓死。潰散之所以造成大規模傷亡，是因為原有的組織分崩瓦解，一旦缺乏有組織效率的武裝和保護，散兵游勇的戰鬥力立即變得極為低下。但 Carnage 則有如困獸鬥，直至消耗到最後一人，即後來決鬥、拳擊比賽常用的 “Last man standing”。
Carnage 依賴個人戰鬥力，而個人依賴集體榮譽感。古希臘的士兵是公民，享有公民權：包括財產私有權及政治權利，譬如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10,700 位希臘重裝步兵受波斯王子小居魯士（Cyrus the Younger）僱用出征，這支軍隊中不乏出身上層的學者、軍官，醫生等。而波斯帝國的士兵中，許多是被征服的外族和奴隸。
根據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著作「遠征記」的記載：希臘人和他們的敵人大為不同，他們擁有個人自由的感受，紀律更為嚴明，武器更為致命，戰士之間關係平等，主動求戰的意識強烈，思維靈活能更快適應新的戰術。他們偏愛 Carnage，源於他們共識的政治體制，中產階層內部的平等地位，以及民眾主動監督政治事務的精神。
古希臘創造了民主制度，各城邦的國王不是終生身份，譬如「戰狼 300」中斯巴達國王尼奧尼達斯，都有任期限制以及政治義務：如果現任國王外出參戰，日常行政即由另一人代替。而雅典連國王也沒有，全部靠公民大會選舉產生。按照 Hanson 的邏輯，應是先有公民，才有民主。
公民首先要有私有財產權的保障，政治權利和義務一致。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富有的精英和大眾都是對立的，在最惡劣的情況下，精英對大眾極端剝削，造成嚴重不公，結果就是平民以暴力革命推翻精英。而古希臘開創的公民意識，是防止這種政治潰爛的最好方法。
古希臘公民的產生，源於梭倫改革，其一是廢除了負債人賣身為奴隸的制度，負債人可以選擇工作及收入來抵債；其二是將所有人按照財產分為四等，財產多少與政治義務掛勾：以參戰為例，第一等可以買馬當騎兵，第四等便在軍中負責搬運等粗重工作，而不必上前線。
古希臘公民私有財產得到保障，因而不必帶個人財物上前線，相反，波斯軍人必須隨身攜帶，因為財產缺乏保障，他們的政治權利和義務也不對等：只有為國王出征的義務，而得不到對等的政治權利，於國家事務沒有一絲發言權。但他們的專制君主，只享有權利而不必盡義務。因此與專制國家作戰，「斬首」策略非常有效，由於每一個士兵沒有公民權，專制君主一死即人心潰散，爭相逃跑，只可能是一盤散沙，此一邏輯至今有效。
Carnage 還包含了在原地直接迎戰，利用更勝一籌的技術與紀律去戰勝敵人，直到徹底摧毀敵人的反抗來解決爭端。他們可以接受「公平傷亡」，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血流成河的凡爾登戰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肉身抵擋槍火的諾曼第登陸，但不能接受伏擊、綁架、私下處決等恐怖襲擊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釋為何西方國家視恐怖襲擊為「懦夫式的屠殺」，而日本、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反抗意志徹底瓦解，而沒有興起游擊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