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有無可能翻身？—— 是電影「大佛普拉斯」的核心問題。戲裡菜埔和肚財是悲劇，戲外導演同樣悲觀，直指低下階層「無法翻轉」，階級流動停滯之下，「社會公平正義……是件很遙遠的事。」如果說革命是為實踐社會公平正義，弱勢階層本身卻缺乏興趣，是否足以等同告別革命？借鑑已故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一篇近月首度刊行、探討革命概念的課堂講稿或可帶來啟示。
溯其語源，革命（revolution）原指天體循環運動，17 世紀起應用於政治層面，意思卻有別於今人認知，並非「新世界打倒舊世界」，而是解作「復原」（restoration）。首件套用「革命」一詞的政治事件並非克倫威爾廢主自立，反而是其後 1660 年英國的「王政復辟」：一場回歸君主制的革命。「18 世紀末之前，革命的本意為……復原神蔭自由（Freedom by God’s blessing restored）。」
18 世紀末美、法兩大政治事件前後，革命的含義之所以徹底改變，與自由的定義息息相關。起初所謂「神蔭自由」專指一般公民權利（例如維護個人生命、財產），並不包括政治權利（譬如納稅人應有代表權）：「自由（liberty）意味免於不公限制 —— 僅作避凶之用。」鄂蘭指出，事實上 18 世紀兩大革命本來亦專注於恢復歷史悠久的天賦公民權利（civil rights），而要確保公民權益的話，針對踰矩政權即可，毋須另組民主共和。但在一眾「文人」（hommes des lettres）推動下，參政自由的訴求愈趨流行，最終觸發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推翻（殖民）帝制建立共和。
換言之，革命的主角是政治自由（freedom）：「如果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發生前夕兩地人民有任何相通之處，必然是渴望參與公眾事務的熱忱。」窮人 —— 悲慘人民（les malheureux）—— 只是配角：「不論革命的大門如何向苦難群眾敞開……他們從來沒有發起過一場革命。」鄂蘭進一步表示，乃至美國革命成功而法國革命失敗，決定性因素之一在於當時美洲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較法國高 ——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就曾宣稱，美國最落魄的人也比法國絕大部分人過得更好 ——「追求政治自由，必先免於恐懼，更要免於匱乏。」撇除奴隸及殘餘階級制，美國資源相對平等而充裕，民主實驗因而得以延續。
反觀法國，「國民公會宣佈成立法國共和之時，權力已轉移至街上」，各地貧民湧入巴黎街頭，「政治手段無法解決他們生活所需」，革命政府的重心便由實踐政治自由轉為保障個人權利。羅伯斯比（Robespierre）就說：「君主制？共和制？我只知有社會問題。」免於匱乏及恐懼向來是少數人的特權，要普及權利，平等便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人民（le peuple）抬頭，首次現身歷史事件，但亦將革命帶往失控境地。「針對社會狀況的暴力往往會造就恐怖統治……最終埋葬革命，或是扭曲成暴政和專制。」
據鄂蘭分析，第一階段 —— 推翻政權 —— 美法兩地同樣血腥，但在第二階段 ——「實踐政治科學」—— 美國得以實現共和理想，法國則以失敗告終，原因正如雅各賓黨領袖聖茹斯特（Saint-Just）所言：「如欲建立共和，必先自腐蝕人心的困境解放群眾；無尊嚴則無政治節操，而沒有一個窮人是有尊嚴的。」人民但求滿足生活所需，連文人如羅伯斯比和聖茹斯特亦暫擱共和理想，其後法國出現暴政、強人政治乃至王朝復辟等反民主事件，也就不足為奇。
鄂蘭認為，美國獨立戰爭作為地區事件，模式亦無輸出外地，反而法國大革命因失敗而改變了世界歷史，直接間接啟發全球多次人民起義，結局亦多類似。包括俄國十月革命，究其崩壞起因，正與 1789 年的法國相同：革命黨人懷抱民主平等理念，掌權後卻受制於社會問題而難以推行，列寧被迫放棄巴黎公社原則，改行間接民主，民主集權官僚制度剝奪了人民的政治自由，最終令史達林一類獨裁者有機可乘。
「大佛普拉斯」的黑白鏡頭刻劃了低下階層的慘況，同時並不掩飾他們的弱點。懦弱而卑微的肚財、菜埔，絕對不是鄂蘭心目中的革命主角。理論上，現代民主國家已達成「美式革命」，人民有權實踐政治自由，科技迅速發展亦令大量人口得以免於匱乏，有政治理論學者認為，如此代表了「歷史的終結」。但一日社會仍然有肚財菜埔，幽靈依然會盤踞世界上空 —— 革命的幽靈。民主革命已然實現，平等的理想卻尚未到來。或者是時候重新闡發革命，汲取過往教訓，以切實可行的方式，完成前人的未竟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