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自拍，易跌落海」？Selfie = selfish？這個由智能手機衍生出的流行現象，多年來被視為自戀文化的症狀，有些人甚至揚言，此舉直教社會墮落。但在視覺藝術評論家兼記者的 Alicia Eler 眼中，自拍對文化有更深刻與正面的影響。她在新書 The Selfie Generation 就打破坊間的陳詞濫調，闡述自拍如何成為數碼時代的特色，並為弱勢社群賦權。
Eler 深入分析自拍的社會和政治含義，獲雜誌 Wired 形容為「自拍的符號學家」（a semiotician of the selfie）。當大眾把自拍等同於物化或自戀時，她卻認為自拍是賦權予女性、有色人種和 LGBTQ 人士等邊緣群體。再者，自戀亦非時下獨有。「難道青少年會有不迷戀自己形象的時候？」她認為，我們無法指責他人追求肯定，而現在只不過是追求的方式變了。不過，文化界為自拍所作出的「辯護」和「反擊」，最早可追溯至 2013 年。
當時主流媒體充斥對自拍的負面報道，女性網誌 Jezebel 卻刊登文章，指「自拍乃女性的呼喊求助」，Eler 再於文化網站 Hyperallergic 撰寫 The Feminist Politics of #Selfies 一文，解構非白種人女性和自拍的關係作為回應。同年 11 月，漫畫家 Mikki Kendall 亦在 Twitter 抨擊：「其實我們能否討論 #自拍 對那些從無機會在主流表現自我的人有何意義？」這些人士認為，部分人雖因張貼自拍而遭批評甚至欺凌，但自拍也讓他們與全球的潛在支持者聯繫起來。
事實上，隨著自拍的冒起，曾被主流邊緣化的「其他人士形象」變得具標誌性。從「自拍」成為牛津字典的年度詞彙起，在這個曝光度能與政治力量劃上等號的年代，此類自拍更是無處不在。從那時起，抗爭運動以新形式出現，從高舉橫額遊行或社區組織的方式，改為分散流動，或可見於多個網上平台。作家 Irmgard Emmelhainz 為當代藝術網站 e-flux 撰文時曾指：「他們想透過使用常見的圖像、hashtag、身份政治和標準性事件，以不一樣的邏輯來爭取曝光。」
無可否認，自拍對異見人士而言確是雙刀刃 —— 讓他們賦權的同時，也令他們受到監控。Eler 以 Standing Rock 抗議行動舉例，美國公司 Energy Transfer 計劃在該地興建巨型油管，遭遇原住民部族強硬抵抗。後有傳言指執法機關利用 Facebook 的定位服務來找抗議者營地，逾百萬人隨即在 Standing Rock「打卡」聲援。Eler 認為抗爭者的分享或「打卡」，亦可被視為更複雜的自拍，讓他們身處監控甚至性命威脅時，能以這種「自拍」方式宣告：「我在這裡，我還生存，而我不害怕。」
自拍所帶來的正面力量，還體現在年青藝術家身上。Eler 在其著作 The Selfie Generation 介紹了其中數名，包括為自拍而繪製一系列畫作的 Peregrine Honig，以及利用自拍在網上創作人物角色的 Brannon Rockwell-Charland。後者直言：「雖然總會面臨迷戀黑人女性身體的戀物癖，但自拍給我一種控制感。」藝術家 Jillian Mayer 則為其藝術計劃 400 Nudes，於網上搜尋自拍裸照，再將自己的臉部照片貼在裸照之上。
觀乎現今時勢，就正如西班牙浪漫主義畫家戈雅（Francisco de Goya）在其系列 The Disasters of War 所說：「真相已經死亡。」因此，自拍成為一個獨特時刻的隱喻。正如時下藝術和政治所反映的，自拍與互聯網文化對「真實」提出了質疑。當「後真相」和「假新聞」成為耳熟能詳的概念，像自拍、社交媒體或大數據這樣的工具，不能再被指控扭曲現實，反而或能協助我們理解這個扭曲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