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一代知識女性周庭參政，報選香港立法會，雖然周小姐不支持港獨，但因為參加的「眾志」青年組織，此組織主張「自決」（Self -Determination），兼曾在問卷中將港獨列為選項，做民意調查，瓜蔓株連之下，也被林鄭月娥政府定性為「不擁護基本法」，終身剝奪其參選公民權。
再加上香港浸會大學強制普通話合格方准許大學畢業、兩名學生因抗議而被停課並由中方定為「港獨分子」的政治風波，2018 年，香港年輕一代對「中國」的離心將會進一步加劇。
也就是說，像周庭被剝奪香港立法會被選舉權、浸大普通話風波這種事，因為高度政治化，愈發生一次，將來的所謂「國民教育」、「培養中國人自豪感」等思想改造工程的灌輸和塑造，就更為困難，香港年輕人「台灣化」，不幸與台灣新一代之不認同中國相同。
若「培養中國人身份認同感」是一項綜合的思想工程，則整個中國系統，由於部門環接不同，各做各的事，形成自相矛盾（Self-Conflicting）、自我征服（Self-Defeating）、自我消耗（Self-Exhausting）的雙手左右搏擊，山頭內部相剋的機制。
也就是說，一個部門只奉命完成自己的工作時，不會理會或配合其他部門的職責和宗旨。
例如：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看見學生以一句粗言向校內的語文官員抗議，認為有欠「尊師重道」，即遵循浸會大學的教規手冊，予以停課。
但錢大康在下達停課決定時，身為校長，不會考慮在學校範圍之外，此一裁決，經傳媒報道、網絡宣播、網絡民意交相詮釋，引起的政治效應，以及因此一決定，造成香港整整一代，會因這個決定而對「普通話」更深的情緒連鎖反感，以及與普通話鏈接的「中國大陸」的嫌惡，以及若將「大陸」兩字刪除，連帶對「中國」三千年文化歷史的冷漠與排斥。
也就是說，錢大康只會做校長範圍內的分內工作，他履行職責，在一個大學行政管理的架構世界之內，完全沒有問題。然而中國的社會組織，有如工蜂。本來每人只做好自己的事，許多環節裝嵌起來，就可以發揮能量。
美國的麥當勞企業、迪士尼集團、以至一艘航空母艦，都由行政管理的每一專業環節（Professional Components）嵌合而成。日本的企業文化也一樣。
但在中國人社會，錢大康按校規裁決的「官僚環節」（Bureaucratic Component）卻對他職責之外整部國家政治機器，成更大的阻力，而此一機器的終極方向是「加強香港下一代的中國身份認同」。
為何有此結果？這就是中國的社會人格、中國人的組織制度、中國在這個世界處事行為的價值觀，以及中國人對所謂「現代化」和「進步」的方向，與西方文明，以至世界主流出現極大差距 ，甚至背道而馳。
亦即如果錢大康不是香港浸大校長，而是日本 Sony 的一名地區總裁，身為日本經理、Sony 集團，以及現代日本在世界上的定位，同一個「錢大康三郎」，同樣守執一個行政環節，但屬於另一部機器在另一個社會環境，他的履行職責、專業決定、按程序辦事，只會發揮社會的正能量，推動此一國家的進步。
這就是中國成語「橘越淮而枳」的生物環境學定理。同一隻橘子，在淮水以北的土地種植會很肥美，易種至淮水之南，遇到另一種水土，同一橘子和種植方式，結出來的果實爛掉，味道完全不同。
錢大康博士在美國讀電腦，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並在太空總署做過研究。錢大康的專業本領，在美國另一個專業系統，與美國其他環節配合，可以為美國和西方的科技成就發揮特長。同一個錢大康在美國的科技實驗室環境，不但不會釀成任何「風波」，他留在那裡，努力加一點運氣，有可能得到白宮勳章。
這就是英文所說的 Paradigm Shift。
為甚麼來了中國香港，委任為中國香港特區的浸大校長，而且在「十九大報告精神」籠罩下的中國香港的浸大校園；同一個錢大康，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出現另一個「中國版本」的學政官僚？
如果科學家錢大康留在美國，或許會遇到美國華人所抱怨的「玻璃天花頂」，覺得升遷到某一層級，或遇到種族歧視，或因中國形象，美國人不再信任，他再也上不去。所以，錢大康和張翔之類的華人留美科技精英（必須是科技），到了中年，十之八九想回流，因為可以出任一家中國香港特區的大學校長，擁有比在美國教書或工作得到更大滿足感，而且薪酬以香港更高許多，出席酒會社團曝光，與留在美國的家庭汽車、週末超市 shopping 的枯燥的城市生活，精神之空虛和充實，身為一名華人，兩者也不可以相比。
自 70 年代以來，甚或一百年來，在歐美讀了科技或社會科學的華人回流中國，得到的是甚麼際遇或下場？失意者則如馬寅初、梁思成；得意者最多如中國特區香港之錢大康、李國章、張仁良、以及董建華時代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
然而，所謂留美學人精英，接受香港特區政府禮聘，紛紛回流，為香港效力，為中國貢獻，面對十三億人口大市場，歡欣鼓舞，有一番抱負，榮光相當短暫，繼而毫無例外，最終一一釀成「風波」，並遭受學生和年輕人網絡的辱罵，形成中國人和香港人在西方讀飽書、領了學位，回流的「淮橘定律」。
中國知識人的「淮橘定律」，「回國建設」之後的經歷，已經銘印在中國民族的基因，成為華人命運的詛咒的一部分。香港的中產家長前仆後繼，還是一批批將子女送去英國寄宿學校，繼而夢想牛津劍橋、哈佛麻省理工 MIT，他們不會想到，就算牛劍哈麻史丹福畢業了，你的孩子 What Next？What then？
何志平不是香港殖民地拔萃畢業、留美而曾去哈佛、回流香港而為局長、退任而參與「愛祖國」、搭上「一帶一路」，最後一個大圈竟然繞回美國紐約的監獄？而一片好心為他籌款保釋的，是幾個沒有回流、但在中國人社會寂寂無聞的美國香港科學家？
身為年輕子女，可以有個人升學的抉擇，但身為一名華人，不論在這個世界闖「西方」得多遠，終必覺得「在鬼佬地方」，際遇終不如意，最終決定「回流」，回到香港文化這個大鐵罩，無論為了金錢回報還是「愛國歸根」，必然產生「鄭耀宗現象」、「李國章模式」、「錢大康風波」，香港大學新校長、美國畢業的光物理學家張翔，必不例外。
主權移交二十年來，香港特區各家大學的校長，哪一個不是從西方留學之後回聘？但哪一個沒有灰頭土臉，在「風波」中一一受辱蒙羞？中國人的淮橘定律非常厲害，比起牛頓三大定律更為穩固，令我歎為觀止，深感上帝造人細分不同的文化族裔，其手工密碼，偉大而精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