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問題我疑惑了很久：中國古代城市的衛生狀況究竟如何？翻翻宋人筆記和明人小品，再看甚麼康熙南巡圖，都給人一種「盛世無垢」的美好感覺。
再對比 17、18 世紀有關歐洲城市的記載，很容易陷入竊喜，因為那時候歐洲城市確實臭不可聞，連室內也不例外：譬如 1665 年倫敦爆發大瘟疫，許多達官貴人逃到牛津大學避難，到第二年他們離開的時候，牛津大學的每一個角落：書房、煤屋、地窖、煙囪，都佈滿了糞便。海軍委員會那位大秘書 Samuel Pepys 在別人家裡投宿時，發現臥室內沒有夜壺，結果坐在火爐邊大便，以使糞便掉進灰燼裡，簡直像貓一樣。
市集的地面到處是肉食殘骸，就地亂丟，任其腐爛；糞坑通常挖在水井旁邊，水源污染是家常便飯；窮人死了之後只能成行成排埋在地洞裡，稱為 “Poor man’s hole”，更糟的是，這種地洞直到埋滿屍體才掩土，因此許多屍體長期暴露，一到夏天和雨季，腐臭氣味瀰漫全城，空氣污染不在話下，直至 1742 年，Samuel Johnson 痛斥倫敦之骯髒「連野蠻人看了也要瞠目結舌」。
但是從 1750 年開始，英國國會陸續出台了 300 多條整治溝渠、道路、路燈的法令，很明顯，這種事情教區和地方市政都不管，國會只能插手干預。從這時起，市民就不許隨便在街上大小便，每家每戶要在自家院子或地窖裡挖糞坑，通常是 6 呎深，4 呎寬，並在糞池上方安裝抽水馬桶，便是最早的 water closet。再另外請人掏糞，掏糞工通常由傭工、清潔工、磚瓦工等兼任，他們可以憑此賺些外快。雖然屋主可以眼不見為淨，但屋內依然是臭不可當，因為沖水之後的氣味根本無處可去。
僅僅是這一小步，英格蘭的衛生狀況便和其他地方拉開了差距，18 世紀末倫敦已經有了 100 多條下水道，不免沾沾自喜，因為蘇格蘭人用的是水桶，法國人還在使用溝渠，荷蘭人天然以湖泊為廁。到維多利亞早期，倫敦已經建有 20 多萬個糞坑，下水道 360 多條，問題是糞坑會洩漏沼氣等易燃氣體，時有爆炸風險，甚至因此死過人；下水道的數量和質量也應付不了迅速膨脹的 300 萬人口，最大的問題是，屎尿泥沙俱下最終都是盡歸泰晤士河。
此時倫敦已經爆發過多次霍亂，1858 年終於被泰晤士河的大惡臭（The Great Stink）擊潰。偉大的法拉第忍不住將白紙浸入河裡測試混濁程度，發現橋下的水最為骯髒，穢物在紙面上凝聚成團。政府不停往河裡投石灰、漂白粉和碳酸去除臭，都沒有用，最終不得不專門成立排污委員會（Metropolitan Commission of Sewers），由工程師 Joseph Bazalgette 帶領改建整個城市的地下排污系統。Bazalgette 的排污系統是一座長達 80 英里的地下迷宮，連接的水渠加起來達 1,000 英里，排污量達 20 億公升。並在泰晤士河兩邊築起巨型堤岸，以阻隔污物進入河水。
這個系統不但堪稱工程奇蹟，而且改變了社會觀念：即在一個現代大城市裡，倒垃圾和排污不是私事，而是需要兼顧所有人的公益。可以說，這才是管治的頭等大事，管治不是鉅細無遺去管束所有人，而是顧及公眾利益，正如 Bazalgette 所說：「人人都傾向一己之利，而無視給公眾造成的影響，必須有人去照顧公眾利益。」（”…private individuals are apt to look after their own interests first and to forget the general effect upon the public, and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body to watch the public interests.”）
可以說，沒有公眾的意識，就不可能有現代城市。19 世紀末鄭觀應曾記載：「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有司之失政」，因為他們還抱著統治的心態，根本沒有服務市民的意識；「富室之無良」，因為他們和其他人距離懸殊，不必承受這些代價；而其他人除了掩鼻，甚麼也做不了。
Bazalgette 的系統至今運作良好（而且不時有人清理，果然再辛苦的事也得有人去做），其中位於 Crossness 的泵站簡直美輪美奐，像一座小教堂，「道在屎溺」無非如此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