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技術發展一日千里，戰爭類電子遊戲市場大行其道，玩家們都享受仿如置身戰場的快感。但有藝術家反對消費戰爭的血腥，呼籲藝術界要思考 VR 說故事的方式，反告誡世人戰爭的恐怖，帶出反戰的訊息。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 Gabo Arora，身兼藝術家及電影製作人等多重身份。他最近撰文分析，現在沒有甚麼技術比 VR 更能夠為人帶來全面的感官體驗，令我們前所未有地擁有「置身現場」的能力。假以時日，我們定必能夠透過 VR，「親歷」戰爭的殘酷。這是人類史上經常再現和消費的題材，但我們或許要反思，散播戰爭的恐怖有甚麼意義？
文章提出，戰爭題材的油畫、照片和錄像，從來不是為純粹的感官刺激而製作，背後其實有反戰的終極關懷。有不少藝術家和戰地記者都認為，只要透過影像再現戰爭的殘酷，社會大眾便會明白戰爭愚蠢，於是加入反戰的陣營，但現實往往並非如此，甚至弄巧反拙。究竟問題出在甚麼地方？Arora 認為，問題是大家只著眼影像呈現，而忽略了說故事的技巧。
以血腥影像制止血腥戰爭？
事實上，每種藝術媒介都有自身獨特的說故事方式，對受眾有不同的心理影響。出色的敘事可打動人心，引導人思考自身與影像的關連，觸發人採取行動和改變現實。面對 VR 這個新興藝術媒介，藝術家該如何度身訂做一套全新的說故事方式，似乎是一門亟待思考的課題。
早在戰爭攝影出現初期，攝影師就集中呈現屍橫遍野的場面，但很少交代戰爭來龍去脈，觀眾不會知道死者的身份背景。其中在 1860 年代出版的戰爭攝影集 Photographic Sketchbook of War，攝影師 Alex Gardner 在序言寫道：「這些照片蘊含重要的道德教誨：它們展示戰爭的真實和觸目驚心…… 能夠幫助國家避免陷入另一場類似的浩劫。」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攝影師 Ernst Friedrich 亦以同樣方式警剔世人，他的攝影集 War Against War 精選了最血腥暴力的戰爭圖片，但同樣沒有著力於說故事技巧。雖然攝影集在國際暢銷，世界各地反戰分子都借此宣傳戰爭的可怕，但歷史證明它沒有避免二次大戰爆發。
時至今日，回顧這些早期戰爭照片，除了感到驚慄以外，我們很難與相中死者有情感連繫，反戰訊息變得蒼白無力。而且，很多荷里活大片和電子遊戲都以戰爭為題材，令我們習慣血腥暴力的畫面，甚至享受它們帶來的官能刺激。從美國軍方投資暴力電影及電子遊戲可知道，重現戰爭場面可以變相鼓吹戰爭，例如電影「壯志凌雲（Top Gun）」上畫後，應徵加入美國海軍的人數上升至少 400%。
不要被官能刺激淹沒
因此在這個影像氾濫的年代，研究如何以影像說故事更見必要，有時以迂迴方式，放棄直接呈現的戰爭場面，更能帶出反戰訊息。
經典紀錄片 Shoah 是很好的示範，雖然內容講述納粹大屠殺，但當中沒有任何歷史片段，沒有在畫面上呈現集中營的慘狀，卻巧妙剪輯倖存者的證言，引發觀眾情感共鳴。其中最震撼的場面，是一名倖存者憶述，在多名女性及兒童進入毒氣室前為他們修髮的情景，紀錄片的畫面卻恰恰是倖存者正在理髮店為客人修髮的情形。這種以影像說故事的熟練技巧，即使沒有恐怖畫面，卻比其他大屠殺紀錄片來得震撼人心。
如今 VR 技術的興起，為我們開啟更多說故事的可能性。藝術家 Saschka Unseld 則以影片解釋，VR 打破傳統分隔觀眾與故事世界的「第四面牆（Fourth wall）」，令觀眾與故事中角色處身同一空間，共同經歷故事情節。如何依據這種新媒介的特性敘事，是藝術家不斷實驗的課題。
藝術家 Ali Eslami 的得獎 VR 作品 Death Tolls 是其中一場成功的實驗，作品要表達恐襲及戰爭的殘酷，並沒有直接重現血肉模糊的案發現場，反而在荒涼的街頭上，按事件的死亡人數擺放一具具蓋有白布的屍體。即使沒有一絲血腥，但這種死寂氛圍，卻足以引起觀眾反思。
Arora 與 Unseld 共同實驗的 VR 作品 The Day The World Changed，早前在紐約 Tribeca Film Festival 首映。作品以廣島原爆為題材，使用最新的頭像及空間音效技術，讓觀者漫步原爆廢墟，收聽不同生還者的證言。
以 VR 重現的戰爭場景，無疑為觀者帶來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但如何不被這種官能刺激所淹沒，為觀者保留足夠的反思空間，這仍然是提倡反戰的影像藝術家所要解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