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0 年代，日本經濟起飛的時間裡，無論港口抑或建築地盤都需要大量工人。但由於各勞動場所每天的工作需求都不一樣，為免僱用多餘的人手，負責人只按當天的工作要求僱用臨時員工 —— 跟現今的建築地盤相似。然而當年沒有手提電話、也沒有網絡，最直接讓負責人能夠找到當天所需人手的方法，就是讓求職者聚集在同一個地方，就是「寄場」（寄せ場），即貧民旅館街。
除了「寄場」外，這種空間還有其他稱呼，例如「青空勞動市場」。驟眼看仿佛詩情畫意，但「青空」所指的其實是露天空間，無論聚集處抑或工作場地，都是日曬雨淋的惡劣環境。這些臨時工作沒有穩定的工作環境與收入，每當完成工作，工人就回到「簡易住宿設施」（ドヤ街）中暫租的安身地，等待下一份工作的來臨 —— 這就是流動的下層勞動者的生活。
「寄場」的勞動者印象，多是低教育程度的單身男性。參考 1979 年東京都民生局山谷對策室的「東京都山谷對策概略」，針對「簡易住宿設施」的統計調查，東京山谷 8,034 人中，女性僅佔 125 人；大阪釜崎的 14,405 人中，女性 473 人；橫濱壽町 4,250 人中，女性 150 人。單從數字觀看，「寄場」的確是單身男性佔多的場地，但這其實是 60 年代末一連串政策所導致的結果。
60 年代開始，因為發生於山谷與釜崎的「暴動」，日本政府針對這些地區實施了一系列的措施，而當時施政的對像是「家庭」。政府將「寄場」的社會問題，歸納為「惡劣的家庭環境」，例如兒童不就學、父母養育知識不足、父親工作不穩定等。有關政策集中處理擁有家庭的勞動者，例如兒童福利政策，居於「簡易住宿設施」的家庭優先遷入都營住宅等等。
有關措施的結果有二，一是將原本集中的流動勞動者家庭空間打散，令有關性質的家庭「難以看見」；二是將「寄場」轉化為單身男性勞動者集中地，僱用制度所導致的貧窮家庭問題，就變成個人問題 —— 即個人責任，而非社會問題。正如當時社會學家磯村英一，對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的社會空間批評指：只存在「職場」與「家庭」，在這兩者外的群眾，就不存在於「社會」中。
「家庭」從「寄場」消失後，「寄場」成為單身男性勞動者集中地，他們不存在於公共的社會空間中，而被歸入「寄場勞動者」的標籤中。然而「寄場」根本沒有明確的地理界線，例如東京的「山谷」一般認為是淺草到南千住一帶，但實際上已經不是官方的地區名稱。在 1966 年，政府將「山谷」的地名移除，分拆歸入日本堤、南千住地區中。大阪的「釜崎」亦是同樣的操作，在 60 年代易名為「愛鄰地區」。社會學家原口剛批評，措施剝奪下層勞動者的生活空間，將政府的眼中釘「寄場」粗暴地從認知與記錄中抹去。
另一方面，流動下層勞動者安身的「簡易住宿設施」，並不集中。例如東京半數以上分散在高田馬場、池袋等地，而非一般所認為的「山谷寄場」。所以從結果而言，流動下層勞動者的身份認同、以及社群組成，都無法透過固定實在的地理空間去觀察。其生存空間一直都在經濟起飛的美好年代中，被大眾社會所排除、隱去。
下篇再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