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椅的進化:從坐姿健康到辦公室政治的改變

A+A-
1927 年,美國一家電訊公司的辦公室。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頸痛、腰酸背痛、坐骨神經痛…… 長時間待在辦公室工作,久坐成疾,不少都市人都深受身體痛症折磨。多年來,設計師致力研發更多符合人體工學,可免除坐姿陷阱的辦公室座椅,但在花多眼亂的選擇之中,仍然未臻完善。

專門撰寫設計及建築文章的資深記者 Anne Quito,便引述美國人體工學先驅 Niels Diffrient 所言:「在人類的自然行為中,站立、行走或躺臥才是我們發揮得最好的狀態。很多疾病,其實都是坐著的副作用。」 或者,從行走到靜止,習慣坐下,可能是人類文明和進化過程中最不應該的錯誤方向。以美國為例,從 1950 年至今,坐下工作的崗位總共增加了 83%,很多上班族都是「椅子膠水」(Chair glue)。

但尋找一張完美的椅子,讓人們可以用更輕鬆的姿態完成工作,正是一個違反本性,源遠流長的人類目標。

Anne Quito 認為,針對座椅的設計,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 1900 年。在埃及第 12 王朝時期的畫像和雕塑,就出現過向前傾斜的椅子。學者認為,微小的角度調整,當時可以增加工匠的工作效率。

達爾文改裝的辦公椅。 圖片來源:Wellcome Collection

不過,發展至今日的辦公室座椅,則有賴科學家達爾文 ——「進化論」的提倡者,同時亦是辦公室座椅進化史的先行者。在 1840 年代,為方便實驗室工作,達爾文靈機一觸,將扶手椅改良,增加了鐵床的腳輪。無意之中,就發明了第一張有輪子的辦公室座椅

辦公室座椅的另一特點,就是可以調校椅墊高低。首張可調校式設計的辦公室座椅,來自 1851 年的「向心彈簧扶手椅」(Centripetal Spring Armchair),並在世界博覽會大受歡迎。軟坐墊加上精緻的裙擺,蓋住座椅底下的彈簧機關,在當時被稱為「不道德的」舒適設計。因為在維多利亞時期,坐得太舒服是一種墮落的行為,選擇坐一張不舒服的椅子,才是品行、儀態和意志力的考驗。

同樣愈不舒服愈快樂的,還有佛洛伊德。在 Chair: 500 Designs that Matte 一書之中,精神分析大師的專用椅子榜上有名。佛洛伊德的女兒委托設計師 Felix Augenfeld Karl Hofmann 造出一款扶手延伸到椅背的特別椅子,以滿足佛洛伊德的奇怪讀書姿勢。他總愛雙腳掛在一邊扶手上,頸脖並不倚靠任何東西,然後高舉書本閱讀。據指,佛洛伊德相當愛惜這張座椅,在 1938 年為逃避納粹而離開奧地利時,他亦帶著這張獨一無二的椅子。

真正開始關注坐姿健康的辦公室座椅,是 1925 年 Do/More 推出的「矯姿椅」(Posture chair)。由前美國陸軍士兵設計,旨在提高生產力及聲稱能預防痔瘡、腎病和便秘等問題。隨後在 1976 年,人體工學設計大為流行,Emilio Ambasz Giancarlo Piretti 就推出了「脊骨座椅」(Vertebra chair),亦是今日絕大部分辦公室座椅的設計原型。

Aeron 不但被現代藝術博物館選為永久館藏,設計層面以外,過去 20 年,它一直是辦公室政治的民主運動推手。 圖片來源:hermanmiller.com

1994 年,美國設計公司 Herman Miller 推出的著名辦公室座椅 Aeron,更為人們帶來了劃時代的進步。這款由 Don Chadwick Bill Stumpf 設計,小型、可調校並設有扶手和椅背的座椅,成為 90 年代科技熱潮下的代表,而且在德國公開展示前一個月,就被現代藝術博物館選定為永久館藏項目 

Aeron 的出現,雄霸了辦公室椅子設計將近 20 年。到 2018 年,才有家品商 Steelcase 推出的 SILQ,一款不需要旋轉鈕和拉杆,能夠自行適應使用者身體動作的新設計。此外,宜家(IKEA)亦計劃跟三藩市義肢生產商 UNYQ 合作,在 2020 年推出一款專為電競玩家或長期電腦使用者而設的個人化人體工學座椅 Ubik。透過以 3D 掃描設計的可換式臀部配件,Ubik 能紓緩久坐帶來的痛楚,相信能滿足一些每日坐足 20 小時的職業玩家。

關於辦公室座椅的討論,雖然大部分都離不開人體工學設計和健康問題,不過,在另一方面,直到 90 年代,辦公室座椅都有著明確的階級主義色彩。作為最高層的代表,即是 Chairman,他們用的是昂貴、高椅背和用料舒適的「大班椅」。中層員工用的是有扶手的座椅,而資歷一般的員工,只獲分配無任何設計的普通椅子。表示了你在辦公室內坐的是第幾把「交椅」。

但在便宜、設計周到和舒服的 Aeron 出現後,像建築學教授 Witold Rybczynski 所形容,「這標誌著對公司主席制度的反抗。」Aeron 的重要性,並非只在於設計層面,事實上,過去 20 年,它在某程度上一直是辦公室政治的民主運動推手,也是它所肩負的另一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