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恐怖電影的鼻祖級經典角色，科學怪人和吸血殭屍當之無愧，但他們為何如此深入民心？歷史學家 W. Scott Poole 新書便考證指出，在一次大戰結束後，恐怖電影如雨後春筍，其幕後的製作人幾乎全部上過戰場，有無法磨滅的創傷經驗。他們以電影語言再現戰場的冷酷異境，科學怪人和吸血殭屍的電影形象亦應運而生，引起時代的共鳴，其影響持續至今，即使是「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中的白鬼（White walkers），亦與這個傳統一脈相承。
第一次大戰持續 4 年多，為歐洲大陸割開一道又一道傷口般的戰壕，天空上砲彈橫飛，新型化學武器和機關槍派上戰場，保守估計導致 1,600 萬人死亡、2,000 萬人受傷，對歐洲文明摧殘的規模前所未見，但這些數字還未反映其深遠影響 —— 它摧毀整個舊歐洲的觀念世界，導致時人對人性徹底失望，對未來的樂觀情緒一掃而空，舊世界的繁華一去不復返。
Poole 的新書 Wasteland: The Great War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Horror 便指出，如今被奉為經典的恐怖電影，諸如 J’accuse（1919 年）、「卡里加利博士」（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1920 年）和「吸血殭屍」（Nosferatu，1922 年），全數都是終戰後的文化產物，究竟戰場上的殘酷經驗，如何孕育新的恐怖電影類型，乃至當代的恐怖觀念和前衛藝術？
無人地帶、亂葬崗與毀容傷兵
他接受 Vice 訪問時指出，有關人類恐懼的文藝作品自古已有，散見於各種史詩和歌德小說，瑪麗雪萊創作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伯蘭史杜克筆下的吸血殭屍「德古拉」（Dracula）、波德萊爾詩集「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的可怖意境亦是當然的經典。
但一戰的經驗，為「恐怖（Horror）」一詞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豐富意涵，其意象與肢解謀殺、殘害身體、死者向生者報復等元素扣連，更接近當今文化的恐怖意象；恐怖場景亦不再局限於鬼屋，彷彿整個世界都可以是鬼屋。
在西部戰線，英法聯軍與德軍挖掘戰壕對峙，雙方交火的廣闊地帶，曾葬送了無數士兵，隨戰事膠著而無人敢踏足，成為所謂的無人地帶（No man’s land）。無人地帶的荒涼死寂景象，深印在每名士兵的腦海中，少數人投身電影界後，以鏡頭再現這種荒涼情景，被視為鬼屋以外的全新恐怖場景類型。
在大戰爆發前，19 世紀文藝作品對個體死亡有豐富的情感描述，特別是葬喪儀式，但大戰爆發所帶來的亂葬崗，身份不明的屍體被集體埋葬，超出了當時人的情感負荷，改變了歐洲人對死亡的觀感。
文化歷史學家 David Skal 在經典論著 The Monster Show: A Cultural History of Horror 中更指，20 世紀初的恐怖陰霾，不但來自屍堆成山的戰場風景，還有來自數以百萬因戰爭而毀容的傷兵，他們的容貌成了戰爭恐怖的活見證。
重溫戰場創傷的強迫症
不少曾經當兵而經歷戰場恐怖的恐怖片導演，都在書寫中多次提及一種類似強迫症的慾望，想要一遍又一遍地重溫戰場上的創傷經歷。這些電影人於是把戰爭帶來的精神和情緒撕裂，再現於他們的電影作品當中。
殭屍恐怖片「吸血殭屍」的導演 F.W. Murnau 和製片人 Albin Grau 曾服役於德軍，在東西戰線上經歷同志離世的傷痛。Grau 便不諱言，開拍這部殭屍片是為向世人展示，「戰爭…… 是一頭吸噬數百萬人鮮血的巨型吸血鬼。」
如今我們描繪中的方臉科學怪人，形象都不甚恐怖，有時甚至帶點滑稽，但在 James Whale 改編小說而拍成的電影「科學怪人」（Frankenstein，1931 年）和「科學怪人的新娘」（Bride of Frankenstein，1935 年）中，科學怪人形象曾經是無數人的噩夢。它是一隻由不同屍體拼合而成的怪物，與屍橫遍野的戰場息息相關。小說家 Christopher Bram 作品 Father of Frankenstein，內容正講述暮年的 James Whale，如何飽受記憶中的戰壕，以及自己創作的科學怪人所困擾，這小說後來更被改編成電影「魂斷夢工場」（Gods and Monsters，1998 年）。
經歷過戰爭折磨的導演 Fritz Lang，其最廣為人知的經典「大都會」（Metropolis，1927 年）描繪一座未來城市，其地底核心是一座巨型工廠，比喻為張開血盆大口的恐怖怪獸，支配著全人類。同代恐怖經典 Waxworks（1924 年）與「卡里加利博士」，則把人體描繪為死亡玩偶（death doll）般的空洞軀殼，這都是一戰爆發前所難以想像，在美國卻成為環球影業當時最受歡迎的怪獸類電影，亦反映戰爭深刻地改變歐美文明的精神面貌。
法國導演 Abel Gance 在戰爭臨結束時開拍恐怖片 J’accuse，描述軍人的亡靈返鄉，嚇壞了家鄉的親人。事實上片中飾演軍人的演員，都曾經在西部戰線最激烈的戰場凡爾登（Verdun）作戰，許多人頭戴繃帶、部分傷殘、部分毀容，為當年知名的反戰電影。
戰場上的亡靈大軍，往後在電影或小說亦不斷重現，譬如導演 George A. Romero 和小說家 Max Brooks 的作品，如今大熱劇集「權力遊戲」中的白鬼及其喚醒的屍鬼（wights），亦明顯承襲自這個恐怖片傳統。
以藝術為人類「驅魔」
大戰的影響當然不限於電影，還有其他藝術形式。畫家 Otto Dix 在戰場熬過足足 4 年，終戰後成為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他視藝術為一種「驅魔」手段，向觀者表現恐怖以提醒戰爭的可怕。
前衛藝術家 Max Ernst 經歷戰爭後，曾以畫筆描繪出各種死亡、怪誕和病態意象；發表「超現實主義宣言」的藝術家 André Breton 宣揚，藝術必須向廣大觀眾展示人類的噩夢，或許足以解釋為何超現實主義者如此偏愛「吸血殭屍」，甚至會 cosplay 戲中的殭屍角色。
可惜的是，對戰爭可怖的各種藝術再現，未能避免噩夢重現，一戰結束後僅 20 年便爆發更加慘烈的二戰，大戰成為全人類揮之不去的夢魘，一再衝擊人類的進步歷史觀。
前景之荒涼，正如戰場上無人地帶的景象，無怪乎二戰爆發後、巴黎快將淪陷之際，知名文化評論家 Walter Benjamin 在最後一篇著作「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把人類歷史描述為「不斷把新廢墟堆積到舊廢墟上」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