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 5 月,法國爆發規模浩大的學生騷動與工人運動,癱瘓全國,時任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更一度避走西德,史稱「五月風暴」;事隔剛好 50 年,革命的幽靈縈繞不散,巴黎又再度燃燒,一場「黃背心運動」意外席捲全國,矛頭直指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
不少輿論慨嘆,自 1968 年以後,巴黎未曾陷入過如斯街頭暴力,但政治哲學家 Antonio Negri 以至昔日學生領袖 Daniel Cohn-Bendit 都認為,兩者性質不可同日而語。今日的示威暴力浪潮,散發著昔日所沒有的絕望氣息,觸發的政治後果難以預料。
今年馬克龍政府宣佈提高燃油稅,直接衝擊工人階層生計,11 月 17 日引發黃背心運動,而馬克龍取消法國最富裕階層的資產稅,同樣被指為示威的導火線,示威更得到近 4 分 3 選民支持。雖然政府在示威壓力下,宣佈取消加稅計劃,但全國的示威浪潮一發不可收拾,尚未有明顯消退跡象,同時有示威者高呼,要求向富人徵稅、提高最低工資、甚至要馬克龍辭職下台。
出身左翼的政治哲學家 Antonio Negri 撰文形容,黃背心運動是對馬克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反撲。加燃油稅問題背後,是抗議工作朝不保夕、公共服務不足、減少市政財政預算等,以及擔心隨之而來的養老金及全國教育緊縮開支,背後牽涉社會基層的生活艱難。
文章形容,黃背心運動有一副「絕望的面孔(a desperate face)」。相比起 1968 年五月風暴,雖然有多達 1,000 萬工人響應學運,參與罷工及佔領工廠運動,但當時正值戰後的重建和發展高峰,工人在罷工期間,仍然彌漫著歡樂氣氛。事隔 50 年後,昔日的經濟榮景已成過去,黃背心運動更似是一場監獄囚犯叛亂。
拒絕妥協的平民起義
有別於今日,五月風暴起初以大學生主導。巴黎索邦大學位於市郊的楠泰爾(Nanterre)校區,當年校規一如其他法國大學,嚴禁男女宿生夜間進入異性房間,提倡性解放的學生領袖 Daniel Cohn-Bendit 為此向來訪的政府部長抗議,惹起校方不滿,揚言要懲處 Cohn-Bendit,最終演變成學生騷動,警方鎮壓並關閉校園後,學生運動在 1968 年 5 月漫延巴黎市中心。
意氣昂揚的學生佔領大學校園,高呼著馬克思主義的激昂言詞,反資本主義、反消費主義、反美帝國主義、反傳統建制,他們還模仿昔日法國大革命,在巴黎築起街壘與警方衝突。最令政府措手不及,是學生成功鼓舞工人運動,工人響應學生佔領工廠,全國大罷工導致法國經濟癱瘓。雖然戴高樂以純熟的政治手腕,鎮壓了五月風暴,學生和工人幾乎爭取不到任何成果,但其反叛精神旋即成為佳話。
當年身處暴風圈中心的學生領袖 Cohn-Bendit,今日活躍於歐洲政壇,在歐洲議會擔任綠黨代表多年,而且與馬克龍關係密切,經常給予顧問意見,馬克龍更曾邀請其入閣擔任環境部長,但被他婉拒。
對於今日的黃背心運動,他接受 The Observer 訪問時形容,有示威者要求與馬克龍鬧翻的前國防參謀長 Pierre de Villiers 上台擔任總理,足以反映這場運動稱不上革命性,與 1968 年學運有天壤之別。「這場運動與 1968 年 5 月截然不同。當時我們要求一位將軍(戴高樂)下台,今日他們是要求一位將軍上台。」
雖然他承認,放火燒車的暴力抗爭「非常具法國色彩」,在法國大革命的光環加持下,工人階級抗爭在史上屢見不鮮,但今次示威的「極端暴力」卻是前所未見。他又警告,有示威者因主動提出談判,結果受到死亡恐嚇,反映運動有邁向專制主義傾向,這種事在 1968 年學運聞所未聞。
面對黃背心運動的訴求紛陳,個別示威者要求 de Villiers 上台的意見,是否足以定性整場運動?這點確實成疑,但示威者不妥協的傾向,的確有叫人擔憂之處。
Negri 亦有類似觀察,他提出這場運動有別於傳統社會運動,至少不同於 20 世紀法國的社運 —— 參加者來自不同地域、誕生自不同世代,但他們同樣拒絕談判妥協,不接受社會團體中介調停,拒絕現行政治架構提供的任何機會,令整場運動有別於過往,更似是一場起義(Insurrection),日積月累的怨氣傾瀉而出,其走向難以預料。
沒有意識形態指引的抗爭?
對於今次事件的責任問題,Cohn-Bendit 同意馬克龍是難辭其咎,事事傾斜向富人及企業利益是其致命傷,但對於黃背心運動的走向,他認為是清晰可見 —— 有別於五月風暴的左翼傾向,黃背心運動只會助長右翼崛起。
目前黃背心運動可謂左右逢源,同時得到左右翼政治領袖支持,極右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到極左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都曾經表態,但 Cohn-Bendit 直斥,梅朗雄代表的左翼政黨「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政治判斷失誤,他提醒並非凡平民的選擇都是正確。
「我聽到『不屈法國』的人,大談偉大的人民抗爭運動、人民如何自主發聲,但這班平民百姓,無異於力捧杜林普上台的選民…… 他們要求 de Villiers 將軍當領袖,不是出於意外。」
人類學家兼社會運動分子 David Graeber,曾經撰寫「債的歷史(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一舉成名。眼見知識分子爭相為今次運動把脈,他在法國報章 Le Monde 撰文卻直斥,知識分子經常要預測時局走勢,但「絕大部分都表現奇差」。「假如革命時刻的真正特徵,在於我們無法以傳統類別,把周遭發生的事情歸類,那麼當前經歷的都是好兆頭 —— 我們正正身處革命時刻。」
相比 1968 年學生運動領袖,經常把意識形態口號掛咀邊,黃背心運動確實欠缺意識形態包裝。但 Graeber 認為,示威者根本不用知識分子指指點點。「這些新抗爭運動不需要知識分子提供意識形態,因為它已經擁有自己一套:拒絕知識分子領導、擁抱多元、橫向民主(horizontal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