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風中的日本文化研究推手:梅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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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原猛於 1991 年留影。 圖片來源:Kurita KAKU/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日本學者梅原猛在 1 月 12 日過身,享年 93 歲。要定義梅原是甚麼學術範疇的學者實在有點困難,維基百科也只標示他是哲學家,因為他的確是修讀哲學出身的。不過令他揚名的兩部著作「隠された十字架 法隆寺論」與「水底の歌 柿本人麿論」,卻是屬於歷史與考古學。梅原聲稱奈良法隆寺的興建目的是為了鎮壓聖德太子的怨靈,於是他的學說被稱為「怨靈史觀」、「梅原日本學」。他描繪的日本史與主流學術界相異,所以爭議性頗大。

要數他一生的貢獻,除了著書立論外,不能不提的就是創立位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於 1987 年成立,梅原是主要創設者之一,亦出任初代所長。他在開幕時曾經說過:「現在,宣稱只有日本人才理解日本文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就是他理想中的研究院。

研究中心創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78 年,京都市正提出一個叫「世界文化自由都市宣言」的概念,市政府企圖把京都定位為世界各地的人都能自由交流的地方。當時正擔任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校長的梅原在「京都市世界文化自由都市推進懇談會」中,向座上的前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桑原武夫提出「新研究所」的想法。這個「新研究所」的目的是從國際視野下,解答日本研究的問題。例如:到底日本是甚麼?日本文化又是甚麼?對世界而言,所謂日本的存在有甚麼意義?又有著怎樣的角色?兩年後,「新研究所」被劃入政府的藍圖中討論,目標是創立不下於東京的研究據點。

但創立的過程與其說困難,不如說接近不可能,就連創設成員裡也幾乎只有梅原一人堅信計劃能夠成功。時任文部省學術國際局官員的草原克豪憶述:「有關的學會、研究會、組織、大學都幾乎不予贊成。我想即使態度消極,也都贊成一下不就好了。但事實上,不單沒有贊成,甚至許多人堅決反對。」原因主要有二,資金與程序問題。80 年代日本經濟增長放緩,大型研究項目,尤其人文史哲系的研究機關都令政府卻步,申請建設國立研究所很不容易。另外是傳統的默認程序中,通常是以學會為主體,經學會、日本學術會議、文部省一層層的商議,最後才會進入創設的程序。但梅原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沒有任何附屬學會,加上當時文部省正處於商討程序的案件還有三十多件,怎算也輪不到半路殺出來的梅原。

有些時候,解決辦法可以很簡單,就是天時地利人和。1984 年 9 月,政府內閣向梅原傳達了一條訊息:時任總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希望與京都派學者敘餐。中曾根首相當然不知道研究所的事,純粹關心日本學術動向而已。但梅原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連同幾位同道的學者赴約,席間不經意提出訴求。豈料中曾根首相爽快地一口答應

「好呀,就做吧。你們要幾多預算。」

「3 千萬日元。」

「3 千萬太少了吧,給個 5 千萬好了。」

於是事情就拍板了。

解決了政府的程序,不代表一帆風順。由首相插手成立國立的研究機關,主題還是日本研究,令人懷疑背後有否國粹主義的味道。1987 年 4 月,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就以 A New Japanese Nationalism  為封面故事,批評「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此外,日本學術界也表達了同樣的憂慮。1986 年 7 月,朝日新聞就有關議題開辦了論壇,參加者隨了梅原外,還有代表反方的鶴見俊輔、大江志乃夫等學者。會中,梅原宣揚了研究所的革命性理念,「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不屬於任何既有的學會,政府機關也不會干預,為的就是創造自由的研究空間。除了研究活動外,更重要的是研究活動的協作,提供平台讓外國研究機關中的日本研究學者交流。結果論壇氣氛良好,一眾學者達成共識,晚上還一起去了新橋的居酒屋吃飯。

沒有其他學會的頭銜、純粹孤身一人的梅原,終於成功創設了「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當時準備事務室成員之一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助理教授園田英弘說:「除了梅原猛,沒有人可以在如此的逆風中擔任創設的負責人。」直到晚年,梅原一直醉心學術,從「草木國土皆可成佛」的概念中,希望寫出東方的人類中心的哲學。他謂:「不知道要用五年還是十年,但我覺得能夠創造那樣的哲學學說前不能死。」終於在 2013 年出版了「人類哲學序說」。雖然只是個序,但總算在仙遊前留下了概念的開頭。想來他應該也知道自己不可能獨力完成所有學問,剩下的就交給研究所的學者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