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日本的上班族如何急欲擠上車廂，也總會先讓其他乘客下車。即使是 8 年前的福島核事故，日本災民亦安靜有序地等候分配救援及物資。小至日常生活，大至生死變故，外界對日本人的印象，始終是有禮、安靜、守秩序，其背後，即為日本社群一大特徵 ——「我慢」。
概括而言，「我慢」代表個人在面對意外或困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耐性與毅力，藉此維繫整個社會的和諧關係。因此，「我慢」意味一定程度的自我克制，為了避免產生衝突，人要壓下自己的感受。對日本人而言，「我慢」是一種負責任、處事成熟的象徵。
東京國際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小田切紀子解釋，何以「我慢」文化深植國民生活：「日本人認為沉默是金，且會努力抑制對其他人的負面情感。」她補充：「這種訓練以父母為榜樣，孩子自小便學開始學習。在小學階段，堅忍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對女性而言，『我慢』尤其重要，我們盡可能接受這套教育。」
「我慢」源自講求修繕自身的佛教教義，其後逐漸構成一套指引，乃群體中不同個體奉行的堅忍機制。日本戰後經濟繁榮時期，「我慢」得以發揚，因為在當時，工作相當於建設國家，為了公事，個人需要犧牲與家庭共敘天倫的時光。此外，無論時間長短，都應體現「我慢」。例如在不愉快的工作環境中堅持、忍受一個惹人厭的同事，又或只是乘車、排隊時無視嘈吵或插隊的乘客。
「我慢」建構了國民的品行美德，但立正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小宮信夫認為，不能純粹以欣賞角度審視「我慢」。「雖然這是日本人的特徵，但它有好亦有壞。」他指，「我慢」與自我及互相監督、公眾期望有連帶關係。人們互相留意對方，避免引起衝突，同時每個人對自己的言行更小心謹慎，這些是日本低犯罪率的促成因素之一。但「我慢」並不全由從群體角度出發，「重點是『我慢』對個人帶來的好處，這種心態使人們不會被解僱，又或與周遭的人維持關係，從中獲取利益。」
另一方面，「我慢」亦向個人施加壓力。小田切認為：「我們都美化了『我慢』。許多日本人都寄望別人能猜測自己的感受，而非直接表達自己所想，有時會因此增加壓力。過分的『我慢』，會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當人心中抱有太多消極感受時，可引致身心疾病。」但在日本，求援可能不是容易的事。小田切又指：「尋求心理健康方面的協助，往往會被人視為失敗者。因為人應該自理。但有時，自理並不起作用，導致情緒不可收拾地爆發，可能會引發家庭或工作場所的暴力事件。」
小田切同時認為，「我慢」甚至可能讓女性陷入不幸的婚姻。「我們的社會要求女性表現謙卑、安靜。有時女性不會表達出自己的負面情緒，一味『我慢』。但當她們打算離婚時，卻發現一旦放棄家庭，自己根本沒有經濟自立的能力，所以不能離婚。」
不過，隨著日本經濟和社會環境轉變，「我慢」的文化地位，似乎有動搖跡象。終身僱用制度日漸崩潰、婚後仍然工作的女性增加，加上出生率處於歷史新低，一一改變了日本社會的結構。現時，不少年輕一代選擇從事臨時合約或兼職工作，「我慢」在這類工作形式無法產生作用。上智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 David Slater 解釋：「他們不會把臨時或兼職員工視作公司的內部成員。你只是按合約工作、按工時計薪，彼此只是合約上的僱用關係，『我慢』的理念完全不管用。即使你還是會謹慎行事保住工作，但缺乏連貫、持久的社會關係，『我慢』不再具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