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Vitaly Mansky:導演也是普京的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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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證人」於俄羅斯禁播,導演 Vitaly Mansky 則已長居拉脫維亞多年。
文:黃熙麗

「我不會說製作這部片,是為了贖罪或補償當年為普京做的選舉工程,但我不論在公開場合或在我的電影裡,都表明我對此的歉意。」現於俄羅斯被禁播的紀錄片「普京的證人(Putin’s Witnesses)」,素材來自導演 Vitaly Mansky 在 2000 年普京首次當選為總統前後貼身追拍的片段。當年他獲普京邀請拍攝個人紀錄片,將他塑造為有血有肉的年輕領袖,助他登上總統寶座。多年後,Mansky 將從未公開的片段剪輯為「普京的證人」,揭露由沒沒無聞到今天獨攬大權近二十年的普京,當年如何入主克里姆林宮。

Mansky 是國際著名紀錄片導演,作品曾於多個國際電影節公映,「普京的證人」是他最新的作品,來自多年前未使用的素材,卻成為普京今昔對比的見證。2000 年,首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於元旦宣佈辭職,並指定普京為大選前的署理總統,當時普京仍是面目模糊的政壇新人。「你要記得,普京當選自民主的俄羅斯,當時傳媒還未被控制。他是由一群人將他推上總統之位,而他的團隊需要我協助宣傳。」當時 Mansky 已是國內具影響力的紀錄片導演,因此不僅獲特權走進克里姆林宫貼身追拍,更可拍攝普京身邊的許多人物。觀眾不難由此透視普京的個性,由其競選團隊、小學老師到仕途上的恩師葉利欽(Boris Yeltsin),皆為從未曝光的片段。其中一幕,鏡頭捕捉葉利欽在家看電視,得悉普京勝券在握時喜上眉梢,致電道賀,而普京的反應卻值得細味。

Mansky 獲特權走進克里姆林宫貼身追拍,更可拍攝普京身邊的許多人物,其中一位是普京的恩師葉利欽;圖為劇照。

對比今天,普京習慣在鏡頭熟練地展現個人魅力,收放自如,柔道、滑雪、冰上曲棍球樣樣皆能,Mansky 鏡頭下的普京仍會真情流露。「那時我還能捕捉到不少他的私人一面,不是說我拍到他睡覺或哭,而是他有時對鏡頭沒有防備。當年他仍不算公眾人物,未習慣面對鏡頭。有時會忘了我在拍攝,有時又會意識到自己是在跟廣大觀眾說話,但面對我的問題,他仍有種想嘗試說服我的青澀。」例如片中普京特意找導演談話,為自己立法重新採用蘇聯紅歌為國歌辯解,有不少火花。

普京自 2000 年當選後已四度連任,獨攬大權近二十年。「普京的證人」中與普京一同坐在辦公室等開票的競選團隊,今天大都已不在普京身邊,有人走到對立的陣營,有人被殺身亡,有人離開。Mansky形容當年普京「小心翼翼,同時又十分好奇。與今天的他截然不同,現在他自負而且鐵石心腸,對任何人與事亦然。當年他像孤身一人走進地雷陣,小心翼翼;現在,他比較像是自己一個站在地雷陣中心,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半步。」

拍攝時,普京仍不算公眾人物,未習慣面對鏡頭;圖為劇照。

「我希望這電影可告訴大家,將普京推上王座的造王者是甚麼人;而普京得到權力後,又帶給俄羅斯甚麼改變,逆轉了俄羅斯之前的發展成果。」例如片中普京力排眾議,重新採用蘇聯的紅歌作為國歌,「你以為這些都是小事情,但其實生活就由這些小事情開始改變,這些象徵符號,背後對社會其實有重大意義。今天香港也處處掛著中國國旗、每天要播國歌,改變已一點一滴開始,年輕一代就在這環境下長大,社會的風氣也將有所不同。」

Mansky 似乎一直關注政治議題,其前作「幸福北韓(Under the Sun)」、Motherland or Death 亦是探討政治之作,但他直言,「我對政治半點興趣也沒有,我想拍的是自由,或失去自由的狀態。」今年 56 歲的 Mansky 出生於共產主義下的烏克蘭,笑言自小已是在體制內不聽話的學生,惹來不少麻煩,也許因此對「自由」十分敏感。「自由,或失去自由的過程,都是我電影的母題。」他提醒,「例如普京當選三個月後,便開始控制國內的電視台。」

「我自小已是不守規矩的學生,因此也一直跟體制相處得不太好,包括蘇聯政府。」19 歲,Mansky 入讀蘇聯最有名的電影學校 All-Russian State Institute of Cinematography(VGIK),本來學劇情片,後來因常去上其他專科的課,老師早有微言,且當時蘇聯要出兵阿富汗,他拒絕被政府徵召入伍,於是被踢出校,後來返校繼續學業,改拍紀錄片。

「普京的證人」於俄羅斯禁播,導演則已長居拉脫維亞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