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社交媒體面世以來，焦慮似乎變得更為普遍，美國心理學專家於 2018 年發表研究，發現 2012 年以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衰退，與使用智能手機上網密不可分。
雖然社交媒體是以連接人與人的關係為起點，但實際上有反效果，容易將注意力由可以獲得滿足感的行為，譬如創意，轉向自戀、妒忌和攀比。所有人都在社交媒體上發放訊息，表現多姿多彩：譬如結婚、生子、旅行，這其實是在量化人生。
「紐約時報」社論作者 David Brooks 在著作 The Road to Character 提出：社交媒體只注重「履歷價值」（resume value），亦即可以在履歷表上顯示於人前的成就，而非深層的性格價值，或時間才能驗證及體現的「身後價值」（eulogy value） ，譬如勇敢、誠實、善良等品性。因此，引起了當代價值觀的巨變，由品格的自我修養，轉變為只追求即時的關注和讚美，即俗稱的「呃 like」。
白金漢大學近現代英國史高級研究員 Paul Lay 的文章提出：當代的社交媒體焦慮，和早期清教主義不無異曲同工之處。
他引用作家 Keith Thomas 於 1971 年出版的「宗教和魔法的式微（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觀點解釋，17 世紀的清教徒堅信上帝統治人間，神不但高度介入人間，且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全權掌控。譬如改革宗創始人加爾文宣揚的宿命論就非常嚴苛，他主張世事皆是上帝的旨意，即使一滴雨水也不例外。
神在看，沒有人能夠避過祂的法眼。因此為人在世，必須以體現上帝榮耀來行事，這樣才能心安理得自許為「上帝的選民」。但凡主教和神父缺席的時候，每一個遭到審察的人，瞬間轉變角色，開始主動審查別人，世事無論大小，都被解釋為天命所在，是上帝全盤計劃的一部分。早期清教主義社會不但個人行為舉止受到嚴格約束，連靈魂也遭到審察，難免令人坐臥不寧。
如今神已不再「介入」世俗生活，卻由社交媒體取而代之，導致普遍的焦慮和恐慌，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成為全天候無間斷的監察領域，無論是思想或行為，信仰和外表，每一個人都無所遁形，可供所有人看見，拿去和其他人比較，甚至作為批判的理由。這種新的文化生態，其實和清教主義嚴密監察個人行為的風氣，異曲同工。
研究社交媒體的專家 Ted Coine 的著作 A World Gone Social，也提出社交媒體的文化生態，出現清教主義的跡象：社交媒體的言論禁區愈來愈多，尤其是容不下所謂「過激」的表達，務求安全、平靜、中立。長此風氣，是在變相扼殺人生的熱情、樂趣。
他認為，在社交媒體年代，招募人才可以從篩選「電子清教徒」開始。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展示的內容，都是安全及雷同（safe and same），缺乏鋒芒、靈感和熱情。身為創意團隊或企業領袖，要確保團隊的品質，就不要容忍這種意識形態的清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