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告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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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這幾個星期來,香港已經進入風聲鶴唳的震盪期,好比死亡前的最後掙扎。

令人感到有興味的是「告洋狀」這三個字,竟然再度於 2019 年的市面流傳,歷史重演的魔幻感又來了。

中國大陸有人發現,香港保存了很多古文,譬如差人、差餉、有司,都是宋朝以來的用語,至今沿用不衰。香港開埠之後,長期保留大清律例,甚至男丁制度依然不廢,這些中國文化特色,反倒是在共產統治的中國大陸早就蕩然無存了。

所以告洋狀這件事,在香港這個還保留幾分傳統文化的地方重演,一點也不違和。

告洋狀的現象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鴉片戰爭之前,洋人在華也必須服從大清律法,譬如 18 世紀末「曉斯夫人號(Lady Hughes)」商船事件:洋船停靠廣州黃埔鳴炮致禮,不料誤傷兩名當地平民致死,結果大清政府即關押這艘船的大班,包圍廣州貿易區,禁止所有洋人的出入自由,要求交出放砲的船員,令其伏法,便導致了東印度公司管理層的深深恐懼:

我等身處這般境地,倘若未來有任何意外事件發生,恐怕都無法解脫人身危險的狀態。沒有行動自由, 我等或須蒙受無限期的恥辱,或只得放棄當下的重要貿易。

洋人早就見識了大清的牢獄和刑場,深知「中華文明」的厲害;同時也驚訝發現,大清律法對華人也一樣嚴苛,並無親疏之別。直到簽訂南京條約,英國才開始在 5 個通商口岸設領事裁判權,由領事官仲裁,但目標只是「勸息」,不是要當太上皇,「倘遇有交涉詞訟,而領事官不能勸息又不能將就,即移請華官共同查明其事…… 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領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

這就是著名的領事裁判權,也是為何直到今日,中國人(包括香港人)依然孜孜以求外國護照傍身,因為以「華民」的身份,只能服從中國之法。而中國之法有多厲害,華民也都心裡有數:最低限度,洋人的法庭無所謂「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越級上訴也不必承受滾釘板之死亡考驗;洋人的司法是 Justice,但大清的刑部是 Punishment;一個頂多是要錢,一個分分鐘要命,有得選該選哪一個呢?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

恰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際,大沽口的村民都對洋軍頗有好感,因為眼見為實,洋人對待清軍俘虜尚存人道主義,反過來清軍對待洋人的手段,不忍卒睹。尤其是江南地區的人目睹太平天國髮匪的殘酷暴虐,難民拼命往上海租界擠,導致上海人口暴增,和 20 世紀下半葉香港的人口大爆炸情形相仿。

告洋狀的利弊,明眼人也都知道:有利的是告狀的人,有弊的是所謂的統治主權,因此告洋狀才成為官府眼中「天理不容」的事。問題是告洋狀損害的是當權的統治者,而所謂「主權」又不是民有、民享,普通的屁民也犯得著為他們的主子吶喊「干涉內政」嗎?所有的內政,「民」哪有一星半點的話事權?

關鍵是只有上海、天津這些通商口岸,告洋狀才行得通,一介屁民的呼喊,洋人還聽得見;在偏遠的大西北山旯旮,喊破嗓子也沒人來理呀。

不久前美國駐華大使館開通微博帳戶,立即引來大批中國股民告洋狀:控訴中國證監會主席,要他為任內兩年多次股災負責,引咎辭職。當然美國大使館沒有理會,中國股民只得悻悻然收場,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扼腕暗嘆:還不如大清時代有領事裁判權呢?

香港可以告洋狀,就像彼時的上海天津,因為洋人有投資有產業,才願意出手管。愈多洋資本流過的地方,人命就愈矜貴一點,無非是這個道理而已。

有人去告洋狀了,普通香港市民應該感到慶幸,雖然暫時還不知道有沒有用。但手無寸鐵的受害人,即使死到臨頭,大喊幾聲救命驚動外人,總好過一聲不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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