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他人的苦難:到專制國家旅行的道德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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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在西藏大昭寺拍照留念。 圖片來源:Pictures Ltd./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在這個「不去旅行會死」的年代,旅遊除了吃喝玩樂,是否有道德責任需要兼顧?假如目的地由壓榨人民的專制政權執政,到當地旅遊是否助紂為虐?如此道德兩難似乎難有簡單答案,「紐約時報」就提供了幾位旅行作家的意見,讓大家多角度思考。

著作等身的 87 歲愛爾蘭旅行作家 Dervla Murphy,早於 1965 年出版遊記分享單車橫越歐亞經歷。他坦言當時正值冷戰,除非到鐵幕國家旅行,否則大家取得簽證便可輕裝上陣,旅行甚少有道德負累。「1953 年,我騎單車遊歷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沒有人譴責我包庇法西斯主義。8 年後,我計劃途經伊朗沙王的國土,騎單車前赴印度,沒有人向我抗議特務機關薩瓦克(Savak)的殘暴。」

然而,踏入全球旅遊業發展蓬勃的年代,各國政府都想在利潤豐厚的旅遊市場分一杯羹,部分還試圖粉飾國家的「櫥窗」,以樣板向遊客展示美好一面;偏偏 21 世紀也是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能夠更快、更詳盡地掌握遠方的消息,對國家暴行難再視而不見。愈來愈多人開始反思,到當地旅遊會否變相支持專制政權,淪為迫害異見分子的幫凶?

旅客到訪泰國民俗文化村 Baan Tong Luang,體驗長頸族的生活處境。當地山區少數族裔的人權狀況,屢遭人權組織批評。 圖片來源: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旅行目的比目的地更重要

要解答這個疑難,旅行方式可能是關鍵:究竟旅客是純粹觀光消費,抑或會與當地人交流?旅行作家 Pico Iyer 珍視每次與人溝通的機會,因此每次出發之前,他只會在乎當地人是否願意接觸外國旅客。

他有 45 年的旅行經驗,足跡遍及多個人權紀錄欠佳的地區。1987 至 1994 年,他到過古巴 6 次,經常聽到古巴人對政權的控訴,哪怕有少部分人可能是間諜,他依然深信人民與政權不能混為一談。即使旅行消費可能無意中支持政權延續,但旅客仍可以為當地受壓迫的人民提供外界資訊,甚至為他們帶來安慰。

尼日利亞裔英國作家 Noo Saro-Wiwa,其父親在尼日利亞被軍事獨裁政權所殺,但她未有打消到當地旅行的念頭。她相信與當地人坦誠交流,久而久之能夠促成意識形態改變,特別對當地的年輕世代;相較之下,政權在旅客身上賺取的收入根本微不足道。因此旅客到甚麼國家旅行可能不是重點,重點是旅行期間做些甚麼。

如果單靠與當地人民交流,影響力仍然不足,旅客還可借用影像或文字媒體分享外國第一手資訊。紐約旅行作家 Suketu Mehta 曾經在阿布扎比(Abu Dhabi)任教一個學期,原因並不是認同該國政權,而是想了解阿聯酋這個 88% 為移民人口的國度,最終寫成新書 This Land Is Our Land: An Immigrant’s Manifesto

他認為到專制國家旅行的旅客,有道德責任走出五星級酒店,親眼一睹社會實況。假如有機會在當地短暫旅居,應當與平民百姓溝通對話,並且把這些資訊帶回國,與親友分享之餘,更可撰文投稿給傳媒。「你不能只在當地吃喝玩樂,否則你確實是在資助暴政。但如果你在觀光之餘,還能夠帶來一些報道,你便可以盡自己所能,成為變革的推動者。」

Pico Iyer 在出道作品 Video Night in Kathmandu 中,談及一名加德滿都車夫的身世,起初還擔心車夫因此受迫害。但此後 30 年間,他一再到訪尼泊爾,都得到車夫的再三道謝:「多謝,多謝你來到這樣的監獄探望我們,感謝你把我的故事傳揚開去。我有時覺得,這就是我人生的所有。」

當然,對於為口奔馳、旅遊但求喘息的「打工仔」而言,觀光之餘還要做報道,無疑是過分苛刻的要求,但這不代表我們要對暴政視若無睹。Dervla Murphy 坦言,是否到一個專制國家旅行,終究是個人良心的抉擇,背後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

Dervla Murphy 曾經在印度和尼泊爾與西藏難民共事,使他對藏人文化產生濃厚興趣。當中國政府向外國人開放西藏旅遊簽證時,所有朋友都以為他會立即去申請,他卻始終沒有踏足過西藏,全因為不忍心目睹藏人珍貴歷史遺產,被片面「修復」成為旅客的誘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