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抗爭與非暴力抗爭:哪個模式更能達到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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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4 名涉嫌毆打干犯酒後超速的非裔美國人 Rodney King 而被判無罪釋放,成為導火線,令洛杉磯爆發一連串暴動事件。 圖片來源:Ted Soqui/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政治暴力又或者集體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一直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重要課題。知名社會學家 Charles Tilly,就著有「集體暴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一書。集體暴力廣義地包括了各種群毆、暴亂、農民起義、內戰以至國家戰爭。他指出民主化程度是其中一個因素,影響集體暴力發生的機率。若果一個國家比較民主,人民有廣泛政治參與渠道,政治權利較平等,自然會較少訴諸暴力,政府權力亦得到更大制約。而這篇文章不是要處理政治暴力的成因,而是希望簡單梳理暴力抗爭的政治影響,特別是民主化。

傳統上,學者認為非暴力抗爭,較有可能達到民主化;以武裝起義拉倒獨裁政府後,較大機會催生出另一個獨裁者,例如 1979 年的伊朗革命。其中一個原因,是非暴力抗爭有更大的道德感召,能爭取更多群眾支持和參與。另一個原因,是持續的武力衝突,只會增加軍隊和安全機關的政治地位和本錢。政治學大師 Samuel Huntington 的著作「第三波:20 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當中便提到:「由磋商和妥協產生的政府,會以磋商和妥協進行管治;以暴力產生的政府,則會以暴力管治人民」(Governments created by moderation and compromise ruled by moderation and compromise. Governments produced by violence ruled by violence)。

波士頓學院的伊朗社會學家 Mohammad Ali Kadivar 就提出一個新的觀點,他認為暴力抗爭的種類也十分廣泛,學者應梳理不同種類的暴力抗爭與民主化的關係。他提出一個新的概念:「非武裝集體武力(Unarmed Collective Violence)」,它介乎武裝起義和非暴力抗爭中間,並非完全和平,會破壞到公物,也會傷害到政府人員,但他們沒有槍炮等有系統的武裝力量,充其量是磚塊、石頭和汽油彈,最典型的例子是暴亂(riot)。Ali Kadivar 分析過 1990 至 2004 間 103 場政治自由化的案例,再輔以個別的個案分析,發現暴亂與達致政治自由化成正比關係。背後的原因可能有幾點,例如長期癱瘓社會秩序,會威脅上流精英的利益,令政府的強硬派更願意與溫和反對派磋商。Ali Kadivar 分析 2011 年埃及革命時,發現勇武的示威者,某程度分散了政府鎮壓機關的注意力,保護和平示威之餘,也大大削弱政府的鎮壓能力。在一些情況中,暴亂被鎮壓下,血腥的畫面傳出,會激發更大規模的和平示威。Ali Kadivar 的研究指出,比起堅持非暴力抗爭,更應強調堅持非武裝抗爭。

另一個大眾關注點,是暴力抗爭和民意的影響。哈佛政治學家 Ryan Enos 及另外兩位學者,最近於政治學最具權威的期刊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有關暴力示威影響政治參與的文章。他們以 1992 年洛杉磯暴動做個案分析,發現事件引起更多市民同情黑人居民的待遇,令他們的政治取向更傾向自由派,往後也更積極參與投票,而且事件的影響力超過十年。這發現與過往不同,以往研究認為會引起回響,令人更傾向保守。Ryan Enos 認為,暴動的效果並非線性,一宗暴動可能令人同情,但一連串的長期暴動則可能會產生反效果。另外地域性和身份認同也可能構成影響,當地居民比非當地居民更可能同情暴動者,因為他們的身份認同相近,例如當地洛杉磯黑人社區,自然會同情當地黑人示威者,其他城市的居民則沒有此共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