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 年，香港人要記得這個年份。180 年前同樣的一個己亥年，也爆發了一場貿易戰：這一年，林則徐在廣東虎門銷毀鴉片，英國外交官義律向英國求救，國會辯論決定開戰，隨後誕生了香港。
有關鴉片戰爭的來龍去脈，著作浩繁。有一個細節看似微不足道，卻值得格外留意：林則徐到底是出了甚麼絕招，逼迫英國商人就範呢？
廣東地方官都厭惡林則徐，因為鴉片是他們的發財之道。雖然朝廷法律規定鴉片關稅是 4%，但實際收多少，全憑地方官自己拿捏。中間落格，層層盤剝，煙商交的錢當然遠遠不止 4%。「中西紀事」記述：「…… 又與關吏因緣為奸，課稅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於前者。」
鴉片貿易是官員牟利的重要途徑，他們薪水低微，連曾國藩都慨嘆不能做清官。官員一定要靠各種不明收入，才能維持龐大的開銷。他們的官服、隨從、幕僚、行頭、宴客，衙門裝修的開支，全部都要自己承擔。
1839 年 3 月林則徐到達廣州，即責令十三行催繳外國煙商於 3 日內交出所有鴉片。但洋商早就熟悉了中國官府的手法，接到通知之後，以為又是表面文章，虛與委蛇就可了事。想不到林則徐來真的，威脅他們如果不交，他便先拿一兩個廣州行商開刀問斬。洋人大驚，趕緊交出 1,000 多箱鴉片，希望了結完事。
林則徐當然不能善罷甘休，於是向十三行的總商代表伍秉鑑問罪，斥他長年包庇洋人走私鴉片，與大煙商顛地（Dent & Company）過從甚密。為了脅迫顛地，林則徐先將他的兒子伍崇曜扣作人質，又把伍秉鑑和另一個行商潘正煒戴上鐐銬，押赴洋行門口，如果顛地不從，便將這幾個華人處死。
被林則徐指名的 Lancelot Dent 要求會談後保證人身安全，但遭到拒絕，於是代表英國政府的義律趕緊從澳門趕到廣州，提供保護。想不到林則徐下令封鎖整個商館區，所有華人遷出，對英國人斷水斷糧，但凡接濟洋人都當漢奸論罪。但總是攔不住有人要當「漢奸」，伍秉鑑想辦法偷運物資入內，林則徐大怒，又要拿十三行行商的性命問罪。
義律只好妥協，用英國政府的名義買下鴉片，一共向林則徐交出 2 萬多箱鴉片，於是上演了「虎門銷煙」的壯觀一幕。
十三行的行商，雖然是朝廷的代理人，但在朝廷眼裡，只是隨時可以犧牲的人質而已。林則徐倒也十分清楚洋人心軟，見不得濫殺無辜，因此拿行商當人質的手段，非常有效。
其實，十三行行商並非普通蟻民，而是與官員勾結、享有特權的國家買辦。但出事的時候，他們在朝廷眼裡又算得甚麼呢？自稱「番鬼（Fan-Koueï）」的法國人 E. D. Forgues 曾如此描述：「在中國的高官面前，行商都要行跪拜禮，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驕傲的官員允許他們起身，他們的視線也從不會超過對方官服的第九顆扣子。疏忽了這項嚴格禮節，行商就會遭到最嚴厲的亂棒責打，如同處罰一個普普通通的轎夫。」
在大清天朝，人權當然是聞所未聞，自由平等貿易更是大不敬。相反，英國海軍軍官義律，雖然本身厭惡鴉片不道德，但站在保護國民的人身安全和私有財產的角度，立即挺身而出，也沒有用武力沒收顛地的鴉片，而林則徐根本不拿伍秉鑑父子的身家性命當一回事。
180 年過去之後，林鄭班子為保自己官運亨通，也視全香港民意如無物。鑄成大錯之後，又一味用警察充當人盾，挑撥民憤，前線警員傷亡也好，整支警隊信譽破產，都在所不惜。無論是林則徐，還是林鄭，對這些「朝廷命官」而言，普通人的身家性命，或者政府公器的信譽，都是他們的私有物，隨便拿出去做犧牲品，一點也不心疼。
後來簽訂南京條約，英國要求：不得對「漢奸」（即曾經幫助過洋人的華民）秋後算帳；關稅必須具體明確，不能用其他任何理由敲竹槓；雙方政府往來必須平等，不要再擺甚麼「天朝上國」的臭臉。
鴉片戰爭結束，最慘的是十三行：他們不僅要協助官員談判，還要負擔大部分賠款，當然也逃不脱「賣國賊」的罪名。而義律，這位實際上的第一任香港總督，到底是好是壞？看看中文歷史書對他近乎一面倒的謾罵，像末代港督彭定康那樣，便不難判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