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邁向動盪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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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有示威者手持美國國旗都美國領事館情願,要求美國國會盡快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圖片來源:路透社

美國國會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在即,香港再次成為中美博弈戰場,牽連亞洲大局。國際知名記者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日前在雜誌「外交政策」撰文分析,當前香港危機與日韓貿易戰,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反映 70 多年的戰後亞洲格局風雨飄搖,杜林普外交政策與中國當霸主的野心,是動搖既有秩序的兩大推手。

1942 年,美國海軍陸戰隊仍然與日本皇軍浴血之際,任教耶魯大學的荷蘭裔美國戰略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獨持異議,提倡戰後美國要與日本結盟,反過來箝制戰時盟友中國。他預期戰後中國將會崛起,成為強大又危險的大陸國家,日本可扮演類似英國在歐陸的角色,作為美國盟友圍堵中國大陸。

可惜,外號「圍堵政策之父」的斯皮克曼於 1943 年因癌病與世長辭,未能親眼一睹戰後秩序形成,但他高瞻遠矚的戰略部署,在幾年後陸續實現。即使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訪華,試圖借中國箝制蘇聯,但美日同盟始終是亞洲穩定的基石,假如沒有日本,尼克遜甚至難與北京建交。

隨著中美爆發貿易戰,兩國競爭成為新常態,斯皮克曼構想的圍堵策略似乎更具價值,但卡普蘭認為,這套戰後秩序正岌岌可危 —— 美國同盟體系不再穩如泰山,美國海軍在亞太的主導地位,同樣不如數十年前;中國意圖實現「天朝大國」夢,以消解內部躁動不安。上述中美因素,間接促成香港危機與日韓貿易戰,預視著區域安全將不再理所當然。

以民族主義轉移內部不滿

中國一艘彈道導彈核能潛艇在南中國海作軍事力展示。 圖片來源:路透社

卡普蘭指出,中國以往長期錄得雙位數經濟增長,政權由不露面、又不冒險的技術官僚集團把持。但如此寡頭統治模式已經落幕,權力正愈益集中在一位強硬獨裁者手中,偏偏經濟增長卻跌至只有 6% 的低水平。

經濟放緩的困局,使新興中產階級愈益不滿,習近平於是拓展國際貿易網,展示世界強權地位,以滿足中產的民族主義胃口;在改革過於出口導向的經濟同時,又推出各種人臉識別的監控技術。卡普蘭相信,習近平始終銘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教訓,生怕政治上絲毫讓步,將現骨牌式連鎖反應,或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

卡普蘭又警告,中方正有系統地削弱美軍在西太平洋的地位,由澳洲達爾文(Darwin)到柬埔寨施漢諾市(Sihanoukville)的港口開發,反映中國正試圖擴展在南中國海及印度洋的影響力。中國海軍於亞洲航道日益活躍,挑戰美國主導的海上秩序,也動搖斯皮克曼的亞洲秩序構想,但時至近年才開始受到國際傳媒關注。

中國的海軍勢力擴張,另一目標顯然是衝著台灣而來。中國持續改良導彈系統,又對台灣發動網絡戰爭,而美國杜林普政府則以對台售武回應,使得台灣成為中美對抗的另一焦點。文章形容,習近平與杜林普的民族主義式思維,同樣導向當下局面。

重返戰後秩序是唯一希望?

在圍堵策略中,日本應當是不可或缺的一塊,但卡普蘭批評,杜林普對盟國無差別實行零和博弈的雙邊政策,上台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同樣危及整體區域戰略部署。杜林普要求日本分擔更多軍事開支後,令持續 70 多年的美國軍事保護成為變數,面對中國頻繁軍事挑釁,惴惴不安的日本要自行擴軍。

戰後,美國努力維繫日韓友好,以免日本殖民歷史問題,損害對共產陣營的圍堵政策。可惜日韓現在再翻起慰安婦和強徵勞工的歷史舊帳,鮮有地發起貿易戰,是戰後亞洲秩序動搖的另一徵兆。卡普蘭認為,美國盟友間的緊張關係,是杜林普外交政策的間接結果。

雖然美國近年拉攏印度,但卡普蘭認為,印度未必能夠填補圍堵網的空缺。過去 15 年間,美印關係迅速改善,但在印度立場而言,這必須以可預期及易於應對的中美關係為前提,如今貿易戰下中美關係變幻莫測,卡普蘭相信印度作為中國鄰國,將更傾向重返不結盟的傳統。

卡普蘭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喜怒無常、無法扮演堅定領導,使得亞洲圍堵網日漸鬆散。長此下去,美國傳統盟友將可能要仰人鼻息,在中國威迫下妥協讓步,邁向芬蘭化(Finlandization)命運,屆時斯皮克曼的構思便會徹底落空。除非中國在未來 10 年因內部動盪而自顧不暇,否則美國必須加鞏亞洲圍堵網,方能夠為扭轉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