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網開一面」就等於縱容犯罪，也許美國一直都是一個縱容犯罪的國度，因為開國元勳早在制定憲法時，便列明總統「除了彈劾案之外，有權對於違犯合眾國法律者頒發緩刑和特赦」。作為法治國家，保留特赦權力是否縱容犯罪或有違法治精神？且看當年開國元勳之一，亞歷山大．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如何解釋。
總統特赦權力源自英國君主制度。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在 18 世紀後期制定美國法律時，曾有人認為赦免特權是一項錯誤。但咸美頓則支持保留這項特權。他在 1788 年的「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便提出赦免的價值所在：
在反叛或暴亂之時，經常出現關鍵時刻。當反叛或叛亂者此時獲得赦免，聯邦可重得安寧。若不以寬容改善當下的遭遇，則事後可能永無法補救。
正如咸美頓預視，赦免權很快便挽救了新成立的美國。1794 年，賓夕凡尼亞州農民反抗聯邦對新徵收的消費稅，爆發「威士忌起義」（Whiskey Insurrection），時任總統華盛頓首次運用赦免權，饒恕對抗合眾國的農民。總統的赦免確起了平息作用，令國家免陷更深危機。
另一位開國元勳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亦曾赦免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逃兵。接任林肯總統之位的安德魯．莊遜（Andrew Johnson），便在美國內戰後，以赦免權寬恕南方邦聯士兵。而為助國家擺脫越戰時代，卡特（Jimmy Carter）總統亦赦免所有當時逃過徵兵的美國人。
咸美頓亦在同一文章中，解釋赦免權的必要：
法令由人性及良好政策構成，赦免乃良好特權，盡可能減少一個人所受的束縛或羞愧意識。每個國家必須有刑法制度，但假如沒有免去因不幸導致犯罪的措施，則正義會顯得過於血腥及殘忍。
白紙黑字的刑法條文，是法治社會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正如咸美頓所指，彰顯人性亦十分重要。換言之，總統行駛的赦免權，是對刑事司法系統的必要審視。法律條文有公正的一面，亦可能出現「血腥及殘忍」的情況。上世紀 50 年代起，運用赦免權演變出更廣泛的解釋：假如總統認為國會通過的刑法過於嚴苛，可使用手上的赦免權以阻撓惡法施加的處罰。
甘迺迪總統（John Kennedy）曾赦免大批因「1956 年麻醉品管制法（The Narcotic Control Act of 1956）」被定罪的人。根據該法，觸犯任何毒品行為者，監禁刑期為 5 至 20 年。大量首次犯罪者因此被判入獄 5 年甚至更長。1962 年，甘迺迪便運用赦免權，釋放因此下獄的首犯者。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則是行駛最多赦免及減刑權力的總統，1933 至 45 在任年間，曾頒佈多達 3,796 項赦免或減刑。當中，許多行為乃涉及美國禁酒時期（Prohibition Era）被判違反禁酒令的人。
赦免使人免受刑責，當然必須慎用，否則便是濫用、縱容犯罪。1893 年，一項法律便授權司法部審查並向總統提出赦免建議。1981年，另一項法律讓司法部設立分支機構，專門負責審查赦免請願書。負責審查者，會調查申請者是否值得總統赦免。例如檢查申請人在定罪後，有沒有嘗試彌補自己的罪行、努力過規範的生活等，並向總統提交建議。喬治梅森大學（GMU）公共政策教授 James Pfiffner 形容，赦免權將繼續是總統強而有力的憲法工具，可能為政治體制體帶來莫大益處，亦可能增加政治衝突。唯有總統以智慧行事，才能確保赦免權被恰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