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軌的革命:回顧毛澤東時代(上)

A+A-
1966 年,一批教師和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高舉横額支持毛澤東。 圖片來源:Bettmann/Getty Images

中共建政 70 周年前夕,習近平打破近數十年慣例,聯同中南海高層高調祭拜毛澤東,而早前國慶宣傳片又著力褒毛抑鄧,加上近日言論多番強調鬥爭,種種跡象似乎暗示毛澤東思想的回朝。適逢史丹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近作「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中譯付梓,回顧建政初期的中國,對中共念茲在茲的「不忘初心」或許會有一番啟示。

「毛澤東大部分舉措最終都適得其反,其原因究竟在哪裡?」—— 是為書中的核心問題。身為社會學家,魏昂德所關注的並非個人傳奇,而是「歷史事件的結構性問題」,重心在於追溯「歷史敘述的深層驅動」,羶色腥的細節如批鬥、酷刑僅略記於注釋。據魏昂德分析,毛澤東時期鬥爭與衝突的核心,往往繫於兩大組織架構 —— 共產黨組織體系及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如欲理解為何毛澤東發起的政治運動總以意外災難收場,必須先了解建政初年以來的中國政經社會狀況。

「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書封。

魏昂德指出,中國共產黨在 1940 年代「紀律嚴明」,「充滿革命精神」,而對勢力範圍的全面社會掌控,則奠定內戰勝局。但當中共入主政府,由革命黨蛻變成龐雜官僚系統,腐化就開始出現。黨組織與政府架構平衡運作,由於前者深入政經社會各個階層,上至政治局下至街道委員會,壟斷所有經濟資源及人事晉升途徑,官員層級愈高,黨員比例愈大,意味入黨為升遷唯一途徑。建政以前,「入黨需要十足的奉獻精神」,與 1950 年代情況大相徑庭:「入黨成為人們謀求自身發展的途徑,黨的架構成為裙帶關係的工具。」

1949 年建政之際,中共約有 450 萬名黨員,管治 5 億多人,到 1955 年黨員倍增至 940 萬,十年後又翻倍,其時於建政後入黨的黨員數目,已遠超「紅褲子」出身的革命幹部,比例高逾 3 比 1,為求利益而入黨者不在少數。「在一黨執政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權力和特權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織。」入黨好處雖多,但要付出相應代價。當時在中共統治下,官員不能擁有個人財產,幹部亦無法辭職或選擇退休,若要享受特權,唯有繼續效忠黨國;而政治忠誠度不足,立場不夠堅定,輕則降職,重則公開批鬥,隨時致命。

「對黨忠誠,服從組織」是中共鐵律,自 1942 年「延安整風」——「中共第一次史太林式清洗」起,一連串大規模整肅運動接連發生,魏昂德表明並非偶然,一方面源於毛澤東認為階級鬥爭長存於社會主義之內,暴力革命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則為確保黨員群眾忠於自己,以便推行其蘇聯路線藍圖,而官僚主義便是革命的敵人。1950 年代前半,三反、五反、反胡風分子及肅反運動大量清洗黨員同時,毛澤東按「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全力推行史太林主義(前期)經濟模式,然而國際形勢丕變,令其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

1956 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會上猛烈抨擊史太林,指控其邪惡獨裁、殺人無數、自我造神,在社會主義陣營掀起軒然大波。毛澤東素來奉行史太林主義,國內又大搞個人崇拜,加上同年波蘭與匈牙利的全國性起義事件,使他感到迫切危機。毛澤東當時認為,如要避免波匈起義一類事件在中國上演,必須疏導民意以防未然,於是有 1957 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運動。毛堅信蘇聯模式正確,有錯也是錯在執行,「雙百運動」旨在鼓勵人民批評官員而非路線 —— 所謂「人民內部矛盾」不等於「敵我矛盾」。

結果出乎意料,人民不單批評蘇聯模式,要求實行民主社會主義,連毛本人亦遭非議暗諷,「大鳴大放」席捲全國,各地城鄉均見學生、工人和農民的抗議示威。毛澤東不意形勢失控,短短五星期後,便將是次整風運動定性為右派反撲社會主義,「反右運動」開始,濫捕學生工人,取締民主牆並查禁獨立社團與刊物,半年多內有 55 萬人被劃為右派,有學運及工運領袖被判死刑。毛澤東後來謂「引蛇出洞」,在魏昂德看來,不過是「掩耳盜鈴」、「挽回面子」之舉。

自由化改革流血收場,「反右運動」的破壞性不止在於摧毀中共與知識分子的聯繫,更因運動與「大躍進」緊密結合,直接導致後來官員謊報瞞報糧食短缺問題,最終釀成莫大慘劇。事實上,就在大躍進的災難後果浮面之際,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又一波整肅運動展開,將匯報問題者歸為右派,質疑聲音均被視為政治不忠、「思想問題」、「反社會主義立場」。寧左勿右風氣之下,糾錯機制完全欠奉;大躍進「失敗是必然的,但災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魏昂德認為,悲劇源於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理解有誤。毛澤東以為透過不斷的政治動員就能打破固有的官僚系統,並代之以革命派行動派,殊不知革命黨進駐政府,本來就會經歷質變。毛澤東厭惡官僚主義,然而每一次清黨運動不是激化派系分裂,就是衍生出另一批官僚,陷入惡性循環的悖論。一連串政治災難之中,毛澤東本人固然有其角色,但歸根究底,正因中共組織出現結構性問題,才容許一人獨裁,萬人唯諾。在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實際上是社會制度的外化表達。」建政後第一個十年見證制度成形,同時奠定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