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專家魏昂德近作「脫軌的革命」主張，毛澤東時代的衝突主要圍繞兩大組織體系：共產黨的組織體系及蘇維埃計劃經濟體系。中共強調絕對忠誠，不容黨員異議，結果自毀糾錯機制，加劇政策失誤的災難性後果。例如，大躍進期間有大量官僚謊報產量瞞報饑荒，毛澤東固然要負上責任，主因仍須歸咎於黨組織的紀律方式，換言之是結構性問題；至於蘇聯經濟模式，則可說是毛澤東的執迷。
魏昂德指出，毛澤東就社會主義經濟的觀點主要來自「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可視為蘇聯早期的發展模式。毛澤東於 1953 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沿襲自史太林在 1929 年的「總路線」，兩者體系亦相當類似：「由紀律嚴明和等級分明的政黨實行絕對的一黨執政、大力擴展內部安全機構、塑造一位佔主導地位的最高領導人。與政治體系相配套的是強調收歸國有、國家掌控經濟的經濟模式，側重於發展重工業和武器建設。」
毛澤東對蘇聯發展模式的偏執，並非全然源於個人口味。由 1928 年頒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至納粹德國開戰期間，蘇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 3.8%，相較美國處於停滯狀態，增長趨勢一直持續到 1960 年代，由積弱的沙俄躋身世界強國；而 1930 年代借助於工業化運動，蘇聯軍需品的產量比德國多一倍有餘，而軍隊與經濟的規模雖不成正比，但人力物力的利用效率奇高，協助蘇聯勝出戰事。魏昂德表示，正因毛澤東在東三省內戰期間，採取同樣的大規模戰時動員策略，方才戰勝國民黨軍，自始毛便迷信政治動員的力量，以為同一手法可以用於治國，結果一次又一次誤判。
蘇聯計劃經濟體系何以實現持續高速增長？據魏昂德分析，有別於歐美資本主義，蘇聯發展模式毋須借助市場需求拉動增長，亦無自由金融市場，國家規定生產計劃然後提供融資，如此則能避免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因總需求的波動及金融市場的不穩定而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魏昂德引述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ános Kornai）指出，市場經濟屬於「需求約束」，即生產量受需求主導；蘇聯模式則是「資源約束」，要耗盡資源才終止生產，結果生產效率低下，造成「社會主義的浪費」。
蘇聯模式的投資側重「生產性投資」（重工業領域例如礦產、機械、武器及其基礎設施）而輕視「非生產性投資」（消費品、零售和服務業，譬如成衣、家品、單車、電話、房屋），原因在於前者能夠快速提振經濟，後者對於史太林不過是資源浪費：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大量資源耗費於廣告營銷，物未盡其用就汰舊換新以刺激消費需求，造成社會浪費。因此即使在蘇聯高速增長時代，人民生活質素普遍低下，消費品落後而短缺，居住條件往往惡劣，出現極端的國進民退。魏昂德將這種計劃經濟稱之為「作為增長機器的國家社會主義」（亦有學者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意即國家成為壟斷所有資本的唯一企業）。
當赫魯曉夫上台，重新檢討史太林主義經濟模式並提倡改善人民生活之際，毛澤東卻堅持全面照搬蘇聯模式，指斥赫魯曉夫為修正主義，後來更與之決裂。一如蘇聯，中國憑藉大量動員，最初幾年同樣經歷高速增長，但亦面對同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企業奉行終身制以實現充分就業，政府仰賴「單位」提供各式服務和福利，即使效率低迷和長期虧損也會補貼包底，而單位的層級關係又促成特權階級；消費緊縮，必需品如衣食均以行政分配，高價消費品如單車和房屋則按對象地位輪候分發，經濟形態助長了「關係」文化；農民工人薪資微薄，居住條件不堪，房屋擠迫，私人廚房與浴室欠奉。
蘇聯模式之下，怨憤伴隨經濟失衡積累，終於 1950 年代社會主義陣營全面爆發。由 1953 年東德工運到 1956 年波匈起義，均見人民要求改善工資與生活質素的訴求，中國亦不例外。大鳴大放期間，人民要求提高工資，改善生活水平，被毛澤東標籤為「搞經濟主義」，反革命反社會主義路線，最終以反右名義鎮壓。如何處理此一經濟問題，魏昂德認為有三種方案，取態分歧後來造成中蘇分道揚鑣：第一種是將現代科學管理技術套用於計劃經濟，仰賴專家與精英官僚治國，獲赫魯曉夫認同；第二種是借市場機制來輔助計劃經濟，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先後採納；第三種是戰時經濟原則，亦是毛澤東的選擇 —— 透過政治動員發掘資源以及釋放工人的生產力，意味政治掛帥，將經濟決策權掌控於自己手中。毛澤東批評科學管理授予專家權力，將會養成層級官僚，最終引致資本主義復辟，而市場化方案則根本是資本主義。「姓社不姓資」的原則下，唯有以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一途。
「毛澤東認為，史太林時代的蘇聯模式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這一制度不再像光輝歲月時有效，一定是因為黨的幹部沒有扮演好動員的角色來使這個制度有效地運轉起來。黨的作用就是動員企業和員工取得更大的成就…… 黨的領導和強調努力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補救社會主義制度的低效和矛盾。不認可這一點，就必然會導致佔統治地位的官僚精英階級變得狹隘，也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蘇。這就是毛澤東在 1958 至 1960 年大躍進期間試圖呈現的願景。在大躍進這場略帶恥辱的運動失敗之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要確保在毛澤東離開政治舞台後，中國不會訴諸官僚體系或用市場解決問題。」
接下來就是歷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