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者縱火,是淨化社區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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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智利示威者縱火焚燒聖地亞哥一個地鐵站,抗議地鐵加價。是次抗爭已擴展至其他訴求,引爆大眾對社會不公積壓了三十年的憤怒。面對連日抗議,智利總統皮涅拉已撤回加價計劃、向市民道歉,日前更宣佈將重組內閣和解除緊急狀態。 圖片來源:JAVIER TORRES/AFP via Getty Images

近日,有香港示威者以縱火為抗爭手段,由初期燃點路障,到後來以汽油彈襲擊警隊,再到近日焚燒親共商店和港鐵。以縱火進行抗爭的例子,世界各地比比皆是,包括烏克蘭著名的「凜冬烈火」;智利反通脹示威,人們亦火燒地鐵站。在各國,縱火都是極為嚴重的罪行,例如在香港,最高懲罰是判處終身監禁,遠比其他罪行如非法集結等高。有研究便分析,為甚麼示威者選擇縱火,而縱火在抗爭中扮演甚麼角色。

艾克斯特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Gemma Clark 是愛爾蘭現代史專家。愛爾蘭在上兩個世紀經歷過漫長抗爭,她於 2017 年發表研究,分析縱火與愛爾蘭抗爭的關係。文中提到幾點,首先,縱火的工具很易找,過程簡單,也不用花費大量人力物力。Clark 認為,縱火就是「弱者的武器」,令當時愛爾蘭人可日常作出反抗。她進一步指出,縱火的吸引力也在於震懾力強,遠處民眾也會見到熊熊烈火;而光、火、煙構成視覺震撼,令敵人產生恐懼,繼而迫使他們妥協。Clark 留意到,19 世紀初,愛爾蘭人雖然時常縱火抗議,但他們大多有針對性,針對不公義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而且縱火者絕大部分情況下會避免造成死傷。Clark 認為把一些富政治意義的地點燒成灰燼,在象徵意義上,是要從根本拒絕和摧毀整個體制,比起其他形式的暴力行為,更能淨化社區。

西門菲莎大學國際研究助理教授 Elizabeth Cooper 則研究肯亞學生的抗爭運動。當地學生經常以縱火形式,抗議政府和學校管理層,單是 2016 年,便有超過 120 宗學生縱火案件。近年,在其他非洲國家,如烏干達盧旺達贊比亞,都有學生縱火抗爭的事件。Cooper 於是翻查大量政府和法庭報告,走遍肯亞各地進行訪問。在近代史中,肯亞的政治衝突經常包括大規模縱火,初時英國的殖民官會以放火為手段,懲罰當地人,而當地人又會焚燒官員官邸和政府建築還擊,當中最激烈是 50 年代的茅茅起義。肯亞獨立後,數次選舉舞弊爭議,示威者都大肆縱火。當中最嚴重是 2007 至 2008 年間的衝突。

肯亞政府從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的角度,把近年學生縱火示威,歸咎反對陣營,學生在小時候目睹甚至參與 2008 年的大規模暴力衝突,於是學習模仿以縱火表達不滿。可是 Cooper 經過訪問後發現,縱火可以理解成學生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在肯亞的學校,貪污、虧空經費、剋扣學生食宿的問題很嚴重,一名化名 Victoria 的學生直言,除了放火,根本就別無他法,不然學校高層不會理會問題。一些受訪男生表示,學生初時是擲石抗議,但後來慢慢演變成放火,也只有放火才會得到政府或校方關注,而且簡單快捷,又比起其他抗爭方式更難找出真凶。

縱火無疑是極度嚴重的罪行,切勿以身試法。可是,誠 Elizabeth Cooper 在另一篇分析肯亞問題的文章所言,大家不要單單把抗爭者縱火理解為愚昧而非理性的行為,以嚴刑峻法試圖解決問題,其實這可能是經抗爭者理性考量後的結果,關鍵是政府能否提供一個開放、平等、有效的政策參與平台,消弭不滿。若果對話就可以解決到問題,試問誰又會大費周章,以身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