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東亞峰會召開前，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會晤。會上莫里森承認，有關中國干預澳洲內政以及侵犯人權的指控，破壞了兩國的經濟聯繫。兩國在不斷升級的貿易問題上互相指責，另一方面卻又要作安撫，澳中專家 Kerry Brown 認為，澳洲一直以來未能審視其對華態度，導致如此尷尬境地。
中國向澳洲提供大量遊客和海外學生，且自 2010 年以來一直是澳洲最大貿易夥伴，對澳洲的投資亦大幅增長。然而，澳洲政府亦擔心，中國作投資的同時為國家帶來安全憂慮及干擾。Brown 指，十年來，澳洲 5 度更換首相，但從「中國通」陸克文（Kevin Rudd）到現時的莫里森，均有同一發現 —— 與中國打交道從不簡單。
Brown 續指，問題並非在於沒有嘗試。例如陸克文便試過「真心朋友互訴真心話」，但中方指責陸克文與美國關係太接近，允許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達爾文港口輪換，令「朋友」之間無法交心。繼任的吉拉德（Julia Gillard）希望通過擴大貿易範圍，在亞洲尋求更多出路，但中國身為亞洲最大經濟體的事實，使其展望亞洲的計劃難以實施。
2013 年艾博特（Tony Abbott）成為總理時，把目光放到日本身上，宣稱日本是澳洲在亞洲的「最親密朋友」。但 Brown 認為，艾博特任期只有短短兩年時間，假如他的總理生涯能持續兩年以上，或許能收到一定成效。其後的總理杜布爾（Malcolm Turnbull），便在 2016 年把合作開發潛艇的交易授予法國。Brown 形容，身為律師及戰略家的杜布爾，早期致力建立更為務實、平衡的國際關係。但由於本地政界受到來自北京的影響，其平衡政策被破壞。杜布爾政府遂在與中國關係緊張的情況下制定「反外國干預法（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
現時，莫里森面對同樣的曲折處境 —— 口頭上對中國強硬，但需要接受殘酷現實 —— 選擇中國，仍是澳洲未來繁榮的最佳選擇，一如他與李克強會晤所展示的和藹、禮貌姿態。然而，正如 2014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澳洲時，呼籲澳洲與中國建立全新、更緊密的戰略關係，加強經貿合作。Brown 質疑，既然中國喜歡澳洲法治、制度的可靠性，何以要摧毀這些特點？
他認為，部分原因在於澳洲地廣人稀。中國的崛起，成為澳洲發展的關鍵角色，對一個人口只有 2,400 萬、海軍人數只有 2.7 萬，卻坐擁大片海岸的國家來說，容易迷失發展方向。加上其地理位置，顯示出國民心態脆弱的一面 —— 儘管位處亞洲附近，直至現時仍不視自己為亞洲國家之一。
歐洲人曾是澳洲移民的主要來源，美國則是其國家安全及經濟增長的主要保障。但現在，澳洲正接收大批來亞洲的新公民，當中許多人來自中國。以澳洲的大學為例，校內有大量中國學生，意味著這些普遍支持自由制度的機構，竟要依賴與其價值觀截然不同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theory）提供資金。澳洲廣播公司（ABC）近期的電視節目「四角（Four Corners）」，便以中共如何滲透到澳洲大學為題，探討他們如何充當潛在的技術間諜。
Brown 直指，歷來沒有澳洲領導人，曾真正解決與中國打交道帶來的另一部分問題。他們一直僅熱衷於在適當的時候，討論中國這個龐大卻又截然不同的新夥伴，在價值觀及世界視野上構成威脅，而又不欲探討國家自身的恐懼及問題。唯有艾博特曾指出，澳洲對中國的態度，受到「恐懼與貪婪」的情緒驅使。
澳洲能從與中國的關係中脫身嗎？Brown 認為，澳洲可以免去中國的投資、學生及其「發展機遇」，例如華為的 5G 禁令。不過，要在印太地區尋求合作夥伴關係，如此大規模的嘗試，意味著要犧牲巨大的利益，並調整其「恐懼與貪婪」的思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