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自由之戰:唱垮柏林圍牆的東德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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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比爾曼在慕尼黑演出。 圖片來源:Keystone/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30 年前,東西德民眾推倒柏林圍牆的畫面,成為世界史新里程碑。要推翻這堵戒備森嚴的圍牆,德國人前仆後繼的努力必不可少,東德異見詩人兼歌手比爾曼(Wolf Biermann)激勵人心的創作,更被視作東德政權垮台的伏筆。

在最近翻譯出版的自傳「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Warte nicht auf bessre Zeiten!)中,比爾曼把抗爭的心路歷程娓娓道來,其中一首指桑罵槐的作品,以中國暗諷東德政權,直斥兩者同樣統治著「被閹割」、「如同牲畜的人民」。只是東德的圍牆已然倒下,中國的長城仍然屹立未倒。

「插入柏林圍牆第一道裂痕的詩人」

1976 年 11 月 13 日,西德科隆突然來了一位萬眾期待、背景不尋常的訪客 —— 比爾曼。他當時有長達 11 年未踏出國門,其創作的政治異見歌曲,在東德國內同樣淪為禁歌,偏偏在 1976 年獲准到科隆演出。

東德當然不會貿然讓比爾曼出國「唱衰」自己,在該場 7,000 人音樂會圓滿結束後,比爾曼與幾位朋友順道慶祝 40 歲生日,忽然他聽到西德電台頭條新聞報道:比爾曼被指控在音樂會上污蔑、背叛東德,東德政府因此宣佈註銷其居留權。

比爾曼在自傳中提到,在東德政府倒台後,他有機會翻閱國家安全部門「史塔西」(Stasi)的檔案,才得悉當時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原來早就密謀把他驅逐出國,因為他在國內外累積的名聲,使簡單粗暴的關押愈益困難。但當時比爾曼對流放決定震驚不已:「我好似掉進了泥坑,驚恐使我眩暈,眼前一片黑暗,完了,全完了。」

事後很多評論形容,東德政權驅逐比爾曼出國,為自身的倒台埋下伏筆,比爾曼對此不以為然。他不認為自己有如此能耐,相信真正撼動政權根基的,是東德文藝圈和知識分子的反應:「對於西德媒體憤怒的聲音,東邊大佬倒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是在自己陣營裡,第一次有那麼一大群知名的作家和藝術家奮起抗議,公開書寫申訴信,這是他們沒有預想到的。」

當時有上百名東德文藝界名人,響應詩人赫爾姆林(Stephan Hermlin)的聯署,反對當局放逐比爾曼,民眾又透過文宣發動示威。事件終於觸發軒然大波,聯署的知識分子分別遭到打壓、軟禁或入獄,數百萬學生、工人和知識分子被要求公開與比爾曼劃清界線,這反而使比爾曼成為家傳戶曉的名字,異見分子甚至以塗鴉比爾曼的名字,公然挑戰共黨權威。

自此以後,「比爾曼」之名幾近成為政權禁忌,共黨領導淪為驚弓之鳥,為文藝界的逃亡潮拉開了序幕。國家精英分子在往後 13 年持續流失,到 1989 年春夏之交,更有成千上萬東德的老百姓,經其他東歐國家逃亡出國,觸發整個東德政治危機,間接造成柏林圍牆的倒下。無怪乎,有評論奉比爾曼為「插入柏林圍牆第一道裂痕的詩人」。

1989 年 11 月 9 日,東德邊境開放後,東德人前仆後繼翻越柏林圍牆,部分人自發拆卸牆身,標誌著圍牆正式倒下。 圖片來源:路透社

東德的圍牆;中國的長城

讓東德政權聞風色變的比爾曼,其實稱不上是反共分子。早在東德未建政之前,其父母已經是忠誠的共產黨員,父親又是猶太人,在納粹德國出版地下刊物被捕,最終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作為先烈遺孤,比爾曼擁有根正苗紅的出身,他形容自己「從母乳中就吸食了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烏托邦儲存於我的血脈之中」。

在大戰結束以後,德國一分為二。1953 年,正當數十萬東德人逃亡西德之際,居住西德漢堡的 17 歲中學生比爾曼,卻反其道而行,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念,與母親舉家遷往東德定居。根正苗紅的背景,使他在共產政權下如魚得水,但桀驁不馴的性格,令其終究無法屈從於黨的教條。

受到著名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感染,入讀柏林洪堡大學的比爾曼,最終選擇以文藝創作為志業,而國家也打算扶植他為「國家級詩人」。偏偏他創作大膽直白的詩歌,批判東德獨裁政權:「在爭執中,我的武器就是筆和我的吉他,我的詩歌是我的擋箭牌。一首寓意豐富的諷刺詩,揭露暗藏在專制體制內的權貴,能夠讓那些被壓制的反對者笑出聲來。」

然而,比爾曼與反共異見分子不同,他以赤子之心胸懷共產主義理想,以共產主義反對東德共產政權,加上是革命先烈後人,使政權未有及早把他剷除。他形容自己深信的共產主義,是所有人類應享有同等權利和公平待遇,但東德卻出賣了共產理想:「其實這種左派的批評跟馬丁路德的模式很類似:他相信同樣的上帝,卻拿著『聖經』對不敬神的教皇進行抨擊。」

到比爾曼羽翼已豐,在東德走紅之時,國家才洞悉他的威脅,由「國家級詩人」把他打成「國家敵人」,禁止所有演出和出版。但愈是封殺,比爾曼名聲愈響,西德和美國都為他發行唱片,作品逐漸廣為東德以外的德語圈認知。其在西德出版的唱片「啊!對啊!」(aah-ja! )中,特別值得一提「長城後面的中國」(In China hinter der Mauer)一曲,以下為首段節錄:

如同牲畜人民被統治著
愚民化,剝奪自主能力,閹割了
老實做苦力乖乖聽話
一切都在暗地監控中
官僚們的權益集團
囚禁優秀共產黨員
若他不肯喊哈利路亞
在哪兒?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2018 年 7 月 13 日,比爾曼為劉曉波逝世一周年悼念會演唱。 圖片來源:路透社

政權和聽眾都知道,比爾曼這歌是指桑罵槐,以中國的長城暗諷東德躲在柏林圍牆後面,但同時也反映,比爾曼似乎洞悉到中國與東德共產政權,充滿可類比的地方。但要到 1976 年比爾曼被放逐出境以後,他才終於對共產主義理想徹底幻滅。

「要把人世間變為天堂的野心,結果讓地球變成了地獄。」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在名著「歷史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中如此評論道,比爾曼坦言,到離開東德才深切體會這番道理。但他憑藉自身經驗補充說,共產黨不會光是靠野心,還會靠威逼利誘,驅使想拯救人類的善良人「把地球變成地獄」。

比爾曼自此放棄尋覓人間天堂,他不相信解救的奇蹟,而相信人類亙古為「永遠的自由之戰」獻身。他矢言,即使彌賽亞降臨拯救世人,他亦會趕快逃跑,因為在上帝眷顧下的生活太無聊 ——「我寧可跟世界對抗,爭取愛情。活潑地生活,有理由地產生疑惑,有理由地懷著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