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全國工運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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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哥倫比亞全國罷工運動再度發起遊行。 圖片來源:路透社

11 月 21 日,哥倫比亞加入全球抗爭浪潮,20 多萬人罷工湧上街頭,刷新哥國近年示威規模。分析指出,是次運動的多元化訴求既是優點亦是缺點,面對政權打壓逐步升級,示威者急需整理出一套論述和策略,團結多方勢力,否則容易被政府逐一統戰擊破。

哥國全國罷工運動(paro nacional)歷程在香港人看來也許似曾相識:罷工原擬針對右翼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隨著不同團體加入,擴展成五大訴求:撤回經濟改革方案(paquetazo)、全面履行 2016 年與遊擊隊簽訂的和平協議、保護環境、譴責刺殺社運領袖事件以及正視性別暴力。示威過程中爆發警民衝突,一名 18 歲學生中彈遇害,又激發示威者提出解散防暴警察(ESMAD)的要求。此後全國每晚都上演拉美式「敲鍋抗爭」(cacerolazo)。

與此同時,哥倫比亞政府一步不讓之餘,反而升級文攻武嚇:總統杜克(Iván Duque)威脅在各大城市實施宵禁,又刻意與罷工訴求唱反調,核准成立金融公司管理國有資產;另一方面,杜克矢口否認自己有關經濟改革方案的言論,並展開「全國對話平台」企圖平息民憤,卻率先會見商界鉅子而非工運領袖。一連串施政失誤下,對杜克的不信任度高達 69%,成為哥國歷來民望最低的總統。

不少評論將示威歸因於 2016 年和平協議失效,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家 Isabel Peñaranda 則認為有更深層成因。政府違反和約,放任軍隊法外屠戮,暗殺社運領袖和前遊擊隊成員,固然令當初支持締約的人民失望,但 Peñaranda 與學者 Julián Gómez-Delgado 指出,和約其實早在公投中被否決,而否決一方並非執著於條文本身,而是對整個離地技術官僚階層的不滿,相當於抗議票,故此表現出既反對右翼政府,同時質疑進步政策的態度。

敲擊抗爭:12 月 1 日波哥大遊行示威。 圖片來源:路透社

運動其中一股抗爭勢力可追溯自 2017 年總統選舉,左翼的「哥倫比亞人」(Colombia Humana)集民間眾多訴求於一場運動,加深社會政治化,打破哥倫比亞選舉過往由單一議題(內戰)主導的局面。多元策略沿用至今,雖能加強凝聚力和號召力,但亦因難以聚焦目標而容易分化;而集體街頭示威固然有助於形塑共同體身份意識,過去卻也不乏被政府吸納破解的例子,譬如今年佔領泛美高速公路的部落示威以及數以十萬計的學生罷課運動,表面上與政府達成談判共識,但當政治壓力隨示威者散去,人民與委員會其實無法有效監督政府踐諾。

事實上,總統杜克經已出招,以取消罷工為前提邀請不少運動領袖談判。運動如何避免分化並保持活力?Peñaranda 與 Gómez-Delgado 認為,示威者首先要拒絕中間派的去政治化,例如前總統參選人法哈多(Sergio Fajardo)的中立和諧論,將示威者破壞公物與警察暴力相提並論,一味譴責社會分化,無視原本受制度歧視一群的訴求,以和諧之名行河蟹之實,這種「極中」(extreme centre)立場只會中和抗爭力量,助長既得利益及極右勢力。

兩位學人指出,哥倫比亞堅尼系數在拉美國家數一數二,甚至高於現時爆發大規模示威的智利,反映社會本來就貧富兩極分化,運動應該把握機會,從草根吸納各路人馬,建立弱勢社群聯盟,重整大眾政治議程。最近罷工運動就成立各種「社區會議」,一方面作宣傳之用,另一方面鼓勵自行籌措活動,既可擴大示威者代表性,亦能平衡運動的全國性議程與日常地區議題,有助維持社區的政治化趨勢。

近日民調顯示,72% 受訪者表示政府「誤入歧途」(going down the wrong path),然而亦有 6 成人希望「回復正常」(return to normality),而非延續工運。運動要借助餘下 4 成人的力量,令社會改弦易轍,重塑「正常」的定義。「回復」總是一種倒退,何如「光復」承託希望,才是未來應往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