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cy Leung: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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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已深深地戀上了常常在家播放的貝多芬「第八鋼琴奏鳴曲」(又名「悲愴」奏鳴曲)。此三樂章的樂曲充滿優美的旋律、激昂的節奏,以及古典時期的特色,自 18 世紀末到今天都被廣泛認為是貝多芬的其中一首曠世巨作。

熱衷於古典音樂的我仍然牢牢地記著我分別彈奏此樂曲的三個樂章的故事……

第一樂章

大概十年多前,當我還在香港上學的時候,爸爸媽媽每隔一陣子都會邀請親朋戚友來家飯敘。

有一次,剛剛在數個星期前才接受了心臟「通波仔」手術的外婆來我家吃飯。她精神抖擻,高談闊論,對媽媽的每一個菜式都給予詳細的評論。晚飯後,外婆說想聽我彈鋼琴作為飯後娛樂。從不會錯過任何表演機會的我當然立刻點頭答應。

那時候我只是對貝多芬「悲愴」奏鳴曲的第一樂章有把握,所以決定用此曲來大顯身手。問題是,此樂章有許多急速的樂段,又不斷有突如其來的大聲悲愴和音及常常在轉變的節奏,很容易嚇到觀眾及為他們帶來不安。對於心臟健康不太理想的外婆來說,這絕不會是適當的娛樂。

不過,當時不愛練琴的我,手頭上只有這一首不會令我太丟臉的樂曲,所以在沒有其他選擇下,我決定彈奏此樂章。

但為了外婆的健康著想,我以龜速演奏所有急速的樂段,且彈得十分溫柔,將所有大聲的音符都變成極細聲。我更將樂曲由悲愴傷感的 C 小調,改以輕鬆愉快的 C 大調彈奏。十分鐘後,我彈畢整個樂章,對自己所改編的「心臟健康版悲愴奏鳴曲」感到十分滿意。但當我掉頭望向熱愛刺激與驚喜的外婆時,卻發現她閉上眼睛在打鼻鼾。我輕輕地拍拍她,便被她批評我的選曲及演奏太慢太沉悶,必須改進。我一邊在道歉,一邊在想一定是媽媽的飯菜太好吃,才令外婆飯氣攻心而睡著呢!

第二樂章

日本電影大師宮崎駿的「龍貓」陪伴著我成長;我兒時長得圓碌碌、論論盡盡、手腳協調差勁、愛吃愛玩愛睡,且有時野蠻毫不講理,就像戲中那名為「次子」的小女孩般,因此家人常常稱我為「次子」。

除了爸爸媽媽外,我最親近的家人就是外公。外公身形肥胖、和藹可親,有一燦爛笑容,經常逗我開心,大智若愚,與「龍貓」甚為相似。我仍記得自我四歲起,爸爸媽媽已用「龍貓與次子」來形容外公與我。這比喻十分貼切,因在戲內戲外,龍貓與次子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我 17 歲那年,外公確診胰臟癌,長期在醫院臥牀。我幾乎每天都去探望他,與他聊天說笑,或看著他睡覺。有一次,醫生告訴家人外公時日無多,應作好心理準備。媽媽將醫生的話轉達給我時,幾乎泣不成聲,但她仍冷靜地建議我想想還有甚麼話想跟外公說。

我想了一整晚,仍有成千上萬的話想跟外公說,但我也記得,外公已幾乎有一整年沒有聽過我彈琴了。翌日,我回到學校,課也不上,找到與我熟悉的視聽技術員,請他緊急地幫忙錄製我彈鋼琴的聲帶。一小時候,彈奏及錄製完畢,我即拿著電腦和唱片 CD 飛奔到醫院,在外公耳邊播放著我所彈奏優美的旋律。

我錄製了的音樂正正是「悲愴」奏鳴曲的第二樂章。此樂章就像在描繪人生 —— 溫柔的開端主旋律代表童年的快樂,之後大小調不斷交接,有如成長後成功與失敗、欣喜與失望、肯定與困惑的對比;主旋律在複雜的樂段後歸來,仿如退休後返老還童的歡欣。樂章的總結充滿著對世界的依戀、過去的懷舊;而最後的三個和音洋溢著溫暖、和藹及感激的情感,反映出光輝與美麗的人生。

外公已很久沒有說過話及展現任何表情,但當他聽畢我的鋼琴錄音後,露出一個滿足的微笑,並點了點頭;我緊緊握著外公的手,依依不捨,緬懷著我童年與他的軼事及愉快美好的時光。

兩天後,外公與世長辭,終年 80 歲。

時至今天,次子仍經常懷念著龍貓溫暖滿足的最後笑容。

第三樂章

在中學的時候,我常常把自己當作學校裡的鋼琴王子,總不會錯過任何上台演奏的機會。有些同學總認為我這樣做是為了討好學校的高層和老師,因而給了我「擦鞋仔」的花名。但事實上,我是希望在我喜歡的幾個女同學面前炫耀一番,好讓她們大拍手掌,為我歡呼和對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2010 年 6 月,在我自己十一年級會考(IGCSE)的畢業典禮上,我彈奏了貝多芬「悲愴」奏鳴曲的第三樂章。那時,郎朗是我的偶像,因此我在台上的一舉一動都在仿效他 —— 誇張的面部表情、瘋狂自我陶醉地搖擺身體、沒有實際成效的小動作、演奏時與台下觀眾眼神接觸、表演完在台上不斷用不同的方式鞠躬謝禮等等。

但有別於郎朗的「有姿勢、有實際」演出,我當年絕對是「有姿勢、無實際」,只是用著郎朗般的肢體語言去遮蓋自己甚為普通的技術以及分散觀眾對我錯漏百出的演奏的注意力。

幾個星期前,我重看了自己當年那 7 分鐘的表演,忍不住不斷的搖頭及大笑起來。有兩三個時刻,我老羞成惱地用雙手蓋住雙眼,簡直無法面對自己那個浮誇自大的演出。我真想知道,當年台下的 500 多名觀眾究竟覺得我是一名自戀狂、瘋子還是鋼琴王子……

※ 此欄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

Percy Leung is a British cultural historian. Having received his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he is now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ies of Oxford, Cambridge and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