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更動盪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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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法國持續有民眾加入全國大罷工行列。 圖片來源:路透社

2019 年是自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以來,全球政局最紛亂的一年,甚至遠糟於金融海嘯,從香港到黎巴嫩、法國到加泰隆尼亞、玻利維亞到智利,幾乎各大洲都爆發激烈抗爭運動。所謂事出必有因,澳洲學者 Tony Walker 撰文分析,全球經濟放緩是社會不穩的催化劑,而且局勢沒有最糟、只有更糟,預料明年社會動盪將更頻仍、也更血腥。

就任澳洲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客座教授的 Tony Walker 認為,杜林普改變美國國策,是衝擊原有世界秩序的因子之一,其先後退出的國際協議有「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其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正導致中東局勢翻波;中美貿易戰未見平息,同樣叫明年政局堪憂。

雖然很多人對 2007 至 08 年金融海嘯猶有餘悸,但 Walker 提醒,當時受害的主要是政府、企業高層、國際貸款機構等,尚且未有演變成政治動盪,今年政局卻是翻天覆地。

佐治亞州立大學教授 Henry Carey 承認,各地動盪固然有各自的在地因素,但背後同樣有共通的特徵:「對不平等、腐敗和經濟放緩的不滿加劇,全球憤怒的民眾正試圖喝止貪腐,並且恢復各地的民主法治。」他又提醒我們,不能忽略這些動盪上演的舞台,通常都是社會問題叢生、人滿為患的大都會。

經濟困境是全球動盪的癥結?

香港因為逃犯條例爭議,爆發曠日持久的抗爭浪潮,背後固然有中方違反一國兩制承諾、香港自由傳統萎縮的因素,但 Walker 認為,沒有香港惡名昭彰的貧富懸殊、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抗爭同樣不可能如此一發不可收拾,背後同樣有經濟因素作祟。

縱觀拉丁美洲,各地上演的抗爭運動背後,資源不均因素更為著跡。在智利,地鐵加價為平民百上加斤,觸發持續示威浪潮,原訂當地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都被迫取消;在玻利維亞,執政近 14 年的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爆出選舉造票疑雲,連串示威加上軍警倒戈,令莫拉萊斯被迫流亡;在海地,民眾連月抗議貪腐、就業不足、極端貧困問題,癱瘓國家運作。在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等地,人民上街都把矛頭指向地方政府腐敗、未能提供基本服務。

在烽火連年的中東,黎巴嫩總理哈里里(Saad Hariri)引咎辭職,民眾持續抗議生活成本上升、缺乏工作機會、工資停滯不前;伊拉克政府無力解決嚴重不平等問題,總理邁赫迪(Adel Abdul Mahdi)受壓下請辭,但政府並未停止血腥鎮壓示威,加劇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內戰的風險;伊朗經濟在美國制裁下雪上加霜,民眾反對經濟緊縮政策,同樣遇著政府實彈鎮壓,死傷無數;埃及人口激增和貧困問題,令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政權面臨龐大政治壓力;相對較穩定的約旦,同樣因經濟困境而爆發示威。

在黃背心運動餘波未了的法國,近日又遭遇全國大罷工癱瘓交通,抗議政府改革退休金制度;數十萬加泰隆尼亞人湧上巴塞隆拿街頭,聲援被判入獄的獨派領袖;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前蘇聯國家,爆發反官員貪污的示威運動。今年 9 月的氣候罷課運動(Climate Strike),雖然以歐美國家年輕人響應為主,但預料氣候因素未來只會加劇社會不穩,為管治帶來另一種挑戰。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示威運動研究發現,1989 年柏林圍牆倒下以來,世界正邁向蓬勃多邊主義、全球 GDP 上升、絕對貧窮人口比例穩步下跌的趨勢,但時代的繁盛,也為當下播下了動盪的種子 —— 先進科技和全球化進程,在貿易壁壘減低下,既刺激了全球 GDP 增長,也導致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生計不保。研究如此總結:

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有兩股關鍵力量展開:首先,跨大西洋共同體的強大民主力量(西方秩序的堡壘)正面臨內部政治動盪,其政府的自由程度正在倒退;其次,民主國家發現自身在國際上喪失地位,威權國家正打破民主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

民主國家如何穩定內部情勢,阻止威權主義騎劫國際秩序,支援受威脅的周邊地區,似乎正是國際社會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