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談到史太林，大家總聯想到殘暴不仁的極權統治、血流成河的大整肅運動、人間煉獄般的古拉格勞改營，在如此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下，蘇聯人民究竟是如何渡日？英國作家 Jonathan Waterlow 研究發現，蘇聯人為排遣對政治現實的不滿，不時以笑話自嘲，甚至冒死開史太林玩笑。這些笑話既從側面反映當時人的精神面貌，蘇聯末代領袖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更曾憶述：「笑話總是拯救了我們。」
在冷戰末期的 1980 年代，蘇聯的政治笑話在國際間廣泛流傳，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特別喜歡引用，以幽對手一默。但在 1930 年代史太林統治時期，蘇聯人開領導人開笑，卻容易惹來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特務，隨時被人間蒸發，但無阻當時人繼續冒死講笑。
1937 年中旬，時值史太林政治迫害最慘烈的時期，烘焙工場工人 Boris Orman 便不惜冒險，在茶水間向同志大放笑彈：
史太林游泳時溺水，一名途經的農民救人心切，跳入水中把史太林拉上岸。史太林問農民想要如何報答，農民這才意識到自己救起了誰，慌忙大喊：「甚麼都不要！請不要告訴任何人我拯救了你便夠！」
這樣的一個無傷大雅的笑話，令 Orman 流放勞改營 10 年。但吊詭的是，面對如此高壓的統治，人民對笑話的需求有增無減。或者是冷酷政治現實帶來的無力感，使他們更熱衷笑話的慰藉。
笑話有助維持政治現狀？
雖則史太林對政治笑話採取「殺無赦」政策，但布爾什維克並非總是不苟言笑，他們在處理政治笑話和喜劇上，曾經有相當曖昧的態度。早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前，布爾什維克便利用政治笑話作為「革命武器」，以削弱沙皇政權的管治威信。布爾什維克在奪權以後，亦沒有即時禁絕所有政治笑話，反而用以鞏固政權合法性。
只要笑話是用於服務「革命」，便會受到當時政權所鼓勵。1934 年蘇聯作家大會（Soviet Writers’ Congress）總結道：「蘇聯喜劇的任務，是『要利用笑話殺死』敵人，同時『要利用笑話糾正』效忠政權的人。」當時諷刺雜誌 Krokodil 創作的笑話，便總以國內外的政權敵人為嘲笑對象。
縱然消費官方認可的笑話，可讓蘇聯人民得到些微安慰，但笑話創作總不能「由上而下」壟斷。蘇聯工人在工作單位三五成群，很自然會拿日常題材開玩笑，其中難免觸犯政治禁忌，特別是談及單位的生產目標、官僚如何貪婪自肥、政權許下的假大空政治承諾等。
隸屬於沃羅涅日（Voronezh）的採購代理 Mikhail Fedotov，曾經分享一個富黑色幽默、又膾炙人口的笑話，嘲諷史太林盲目推行工業化：
一位農民到莫斯科拜訪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加里寧（Mikhail Kalinin），詢問為何現代化步伐如此急速。加里寧帶他到窗前，指著一輛經過的電車說：「你看，如果我們現在有十幾輛電車，5 年後就有數百輛了。」這名農民回到集體農場時，同志一湧而上，爭相要知道他得到甚麼指導，他環顧四周尋找靈感，然後指著附近的墳墓說：「你看到那裡有十幾個墳墓嗎？5 年後，墳墓會增至數千個！」
隨著政治氣候變化，加上歐戰爆發，政府變得更神經兮兮，任何批評蘇聯的政治笑話，幾乎一律被定性為干犯叛國罪。1932 年，名叫 Pavel Gadalov 的普通鐵路工人取笑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沒兩樣，未有即時受到嚴懲，卻在 5 年後被翻案改判重罪，被判入勞改營長達 7 年。
根據 1935 年 3 月發佈的指令，講政治笑話的罪名相當於洩露國家機密，其內容被視為既危險又有傳染力，就連法庭文件都不敢直接引用，這些政治犯的抗辯內容甚至不被載入官方紀錄，只有最忠誠的官僚有權知道笑話內容。
在 1930 年代，大部分開玩笑而被捕的蘇聯人，始終不解自己為何被標籤為「國家敵人」。難道政治笑話當真具備顛覆政權的能力嗎？答案不盡然，Waterlow 相信，更多時候只是領導層反應過敏。
史太林殘暴不仁的嗜血統治，令人民疲憊、怯懦又犬儒，講政治笑話通常只是自欺欺人，賣弄自己有不被政治宣傳蒙蔽的小聰明，讓人感覺不至於那麼無力；與他人取笑領導人，通常只用以撫慰寂寥，讓人感覺不那麼孤單，其客觀效果往往有利管治，多於鼓動革命 —— 人民借笑話排解心中鬱結，倒有助於平伏心情，以繼續服膺既有政治秩序，投入勞動為政權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