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救災:一場科學與政治的權力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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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接載新型肺炎確診者的「世界夢號」於 2 月 5 日停靠啟德郵輪碼頭,船上超過 3,000 名旅客及船員需要接受檢疫,有不適者需送院檢查。 圖片來源: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面對武漢肺炎疫情來勢洶洶,香港政府防疫措施卻漏洞百出,連日備受醫療專業所猛烈抨擊,市民都慌忙搶購物資自救。有加拿大災害管理學者便指出,古往今來,政府對科學和專業知識的掌握,關乎其政權管治合法性,特別是在天災疫症面前,而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明顯。

多倫多約克大學奧斯古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Saptarishi Bandopadhyay 指,在社會集體記憶和歷史紀錄中,每場災難都有其敘事邏輯,交代了當時人如何避險求生、有誰需要為此負責、又有誰最有資格回答這些問題,這都是屬於災害管理的重要一環。

當災難落在發展中國家,傳媒報道通常都有獵奇色彩,其新聞敘事邏輯大同小異 —— 當地欠缺災難預警系統或系統失靈,加上發展落後、科學知識落伍、或者政府拒絕採取最佳防災辦法,結果導致當地社會不堪一擊。及後,報道便會聚焦「國際社會」如何伸出援手,把知識與技術傳入災區,再插播外國領袖和專家的講話,稱投資社會抗災力、為公民社會賦權,能夠抵消政府的低效和腐敗,減少傷亡。

Bandopadhyay 認為,災難新聞的報道公式,透露了科學和專業知識,如何關乎到政權合法性。多個世紀以來,統治者能否牢固掌握權力,都牽涉到政府提出的知識主張(knowledge claims)是否具備公信力,以及規管社會與自然關係的能力。法國路易十四在位期間,因防疫失敗導致疫症爆發,但路易十四為捍衛政權便提出其知識主張,堅稱大量人口死亡不是疫病造成,反而怪罪平民百姓欠衛生、道德品格低劣和非理性。

來到 21 世紀,氣候變化下自然災害頻仍,疫症隨交通網蔓延全球,政府日益需要依賴專業科學知識,方能防疫防災,確保政權穩定。2010 年,黎克特制 7.3 級的海地大地震,便示範了國際專家和機構如何透過掌握科學知識,實際上架空海地政府,使得國家主權旁落。

一場爭奪知識壟斷的角力戰

這場大地震的震央,位於海地首都太子港(Port-au-Prince)附近,當地沒有預警系統,又沒有地區疏散計劃,加上人煙稠密、貧窮問題、城市欠規劃、基建破舊,結果傷亡慘重,最終導致 11.2 萬到 23 萬人喪命,約 30 萬人受傷,100 萬至 150 萬人無家可歸。按全國 900 萬人口計算,每 15 人便有 1 人離世,財產損失接近 140 億美元,估計全國 GDP 下跌 8.5%,美洲開發銀行(IDB)估計重建費用高達 81 億美元。

縱然,政府重建穩定的能源及食水供應,又恢復了銀行的現金流,全國 4 座受損的發電廠,其中 2 座在一個月內重新投入服務,但海地政府始終被國際視為無法自救。短短數日,美國和國際社會的救援蜂擁而至。美國南方司令部缺乏救災經驗,卻負責協調國務院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美軍控制了太子港機場,以安排軍機載超過 2 萬美軍降落。海地前宗主國法國看在眼裡,更一度指控美國似軍事佔領海地。

2010 年海地地震災民輪候食物,聯合國維和部隊負責維持治安。 圖片來源:路透社

由 2010 年 3 月開始,國際捐款人便不再信任海地政府,迫使海地國會妥協,立法批准把政治權力讓渡予美國領導的海地臨時重建委員會(IHRC)。如此務實的讓步,實際上放棄了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 提出知識主張,以及制訂人民與資源政策的能力。

IHRC 由前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與時任海地總理貝勒里夫(Jean-Max Bellerive)就任共同主席,26 個會員代表當中,美國、加拿大、法國、歐盟同樣擁有席位,可就議案表決,代表地區利益的加勒比共同體(CARICOM)卻只得一票,其他政府官員所得投票權,與跨國非政府組織代表相同。當年,非政府組織更透過 USAID 和世界銀行補助,壟斷海地 80% 公共服務,政府權力就此被架空。

最終,只有西班牙和委內瑞拉願意直接向海地政府捐款,其他捐贈單位都以官僚無能、管理不善和低效率為由,拒絕直接捐助海地政府,援助集中到海地重建基金(Haiti Reconstruction Fund),其背後由 IHRC 授權世界銀行管理。於是乎,幾乎所有國際援助寧可花在外國專家和機構身上,每 1 美元捐款,只得不足 1 毫子落入政府庫房。

事隔一年後,雖然太子港市面仍然是頹垣敗瓦,外國認捐的款項不足半數兌現,18 萬受損房屋中,只有 2,074 座重建,約 80 萬海地人依然暫居城外的臨時營地,但聯合國始終相信旗下機構判斷,亦信任跨國非政府組織和企業的重建工作。

受德國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及政治思想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啟發,如今學術主流對「主權」的理解,普遍落在頒佈緊急狀態、以及期間立法的權力。但 Bandopadhyay 用海地的案例提醒,災難所觸發的緊急狀態,其實足以動搖既有的政治權威,賑災可演變為一場政治角力 —— 以爭奪對知識和專門技術的壟斷,兩者都是主權根基的組成部分。

文章又提醒,真正「失敗國家」(Failed State)不是由貧窮、規劃不力、救災遲緩來定義,而是國家喪失管治人民和管理環境的公信力,外國政府、國際組織與媒體便可能奪取話語權,災後奪去政府自給自足和壟斷知識的能力。在氣候和疫病災禍頻仍的今天,國際科學家與技術官僚正在冒起,躍升為全球政治權威,透過掌握科學知識得以與主權國家競爭,類似海地政府喪權的情況將可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