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漢大瘟疫，證實十年來所謂「北京模式」是否勝過「華盛頓模式」之「學術爭論」，是何等的浪費時間。
中國為全世界設計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推進，經此一疫，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外國，被當面問及，如何回答，當令人有所期待。
其實一切只是常識，不必靠一場瘟疫來證明。唯網絡時代，腦殘之人口極多，愚昧喧嘩交叉感染，有鑑於此，再由 ABC 簡說一次。
所謂「北京模式」之完敗，在於「華盛頓模式」美國領銜的西方文明，A 有宗教信仰，B 有科學理性知識，C 有議會的監管。
三者結合，不可偏廢，也不能由任何一節走向極端。
例如，中世紀的歐洲，由 A，也就是天主教神權壟斷思想，宗教裁判所四出搜捕天文學志趣者和女巫，此謂之黑暗時代。
文藝復興打破此一壟斷，人性反抗神權，孕育出自由和人權思想，成為「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基礎。
但 18 世紀開始到和 20 世紀中，經過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自由主義精神還容納基督教精神。因為隨著黑暗時代，天主教和基督教也作出反省和改革，迎合時代人性的復甦。資本市場和慈善事業，追求利潤，也付出同情和分享；追求自由，也有道德倫常法治的自我約束，兩者並行不悖。
此一良好的均衡，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打破。美國戰後的一代，以反越戰、搖滾樂、大麻為分水嶺，爭取的自由，漸越出 19 世紀的信仰和倫常價值觀的底線。
加上科技發展急速，由工業到電腦，由電腦到網絡，由網絡到人工智能，B 的高速膨脹，令尼采「上帝已死」所指的人性自大狂，延續而連結，B 之發達，刺激了言論自由如奔馬狂潮，形成民粹主義，反過來產生了對 C，也就是議會民主的信心。今日的自由主義，與戰前一百多年的那種已經不同，由於天主教和基督教對同性戀婚姻的態度，激起婦權和 LGBT 勢力的攻擊，將基督教信仰列入保守和右翼的陣營，形成相當尖銳的對立，其實並無必要。
結果激起杜林普和彭斯的共和黨回朝，美國政治的混亂，確實幾十年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嚴重的火藥味。因為基督教信仰，若受到此兩大領域產生的無神論和左翼極端思想欺凌、侵蝕、削弱，則如三足之鼎缺了半隻腳，出現傾斜。
歐美目前有此狀況：國內左翼、伊斯蘭人口、被共產黨改造為缺乏誠信品格的中國當代新移民，漸被「文化多元」和中國市場迷惑的學術界和商界，本來正形成一個鬆散的聯盟。
直至杜林普和彭斯，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的詛咒謾罵中興起，企圖反璞歸真，是為那缺崩的第三隻鼎腳，強力修補。
這一切，本來是 21 世紀西方制度遇到的新問題，是西方社會的事，他們自然會以激烈的辯論慢慢解決，因為西方始終有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輪不到中國人幸災樂禍，以為西方文明的篇章氣數完結，以為時該中國上位。所謂「北京模式可以輸出」、所謂「中國應改變世界秩序」、所謂「中國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皆是十年來中國民族主義者帶動網絡、看見西方制度混亂而發出的陣陣非常自負的叫囂。
直到中國武漢的瘟疫大爆發。由中國收買妥當的 WHO 企圖護駕，豈知敵不過殘酷的真相，馬上理屈詞窮。
「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果是這個樣子，不只美國西方、俄羅斯各自發出冷笑，連「一帶一路」的第三世界受惠國家，也開始心中有數。
因為中國的深層次問題，隨著此次瘟疫，連同大量的謊言泡沫暴露於全世界。
中國在唐宋之後，自己的政治文明沉滯於明清，20 世紀初孫中山企圖用辛亥革命和三民主義為「電擊療法」，希望後來居上。
同時清末的耶穌會傳教士、英國教士馬禮遜、李提摩太，也想協助中國如何在孔孟儒家之外，炮製出一杯既有信仰又不礙人權和科學同步包容的雞尾酒。
此一中西文化各取精髓的實驗，本來不需要暴力和戰爭，不需要鬥爭和衝突，只要有一個善良和平、理性辯論的環境，如明治維新一樣，中國人完全有機會一步步完成。
但列寧共產主義病毒此時傳入，其時民國初年的知識分子，大部分被新的極端外來思想困惑，以為一種理想，而看不出其實是一種極為致命的病毒，中國那時的知識分子，只有很短的留學外國資歷，深刻的理性思考力不足，遂缺乏質疑和過濾的抗體。
加上日本侵略，全國缺乏和平的思想環境。以後發生的事情，不必細說。人人都知道，今日的這個新中國，不是民國 38 年之前的那一個。
今日的中國，除了美國訂單賦予的 GDP 之外，歐美西方具有的宗教信仰、科學知識理性思維、民主議會和人權的結構，中國三者皆無。
不但沒有，而且由中共十九大之後，還由以往的寡頭獨裁集團統治向後倒退。於是中國人出了一場新瘟疫，上下只靠一個新帝王的權威「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包括香港那個手忙腳亂的特首林鄭月娥。
若任何中國帝王的判斷力、知識力、精神承受力萬一出現問題，則其親自部署指揮的戰略豈非變形走樣？如萬曆、崇禎、道光、咸豐。這個民族，一切自己經歷過。
這一次，空前危機大爆發，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九千萬黨員，缺乏獨立思考力的大媽大叔紅粉五毛，在個千瘡百孔、禁錮獨立思考和決策力的與監獄一樣的制度之下，加香港手忙腳亂的林鄭，又如何請示、怎樣接旨？
一切部署和指揮，不論出於一個帝皇、一個政府、一個醫療專業組織，必須以說真話、報實情、講真相為基礎。
只有一海之隔的台灣，在蔣經國和李登輝的改革之下，走上了孫中山完成共和憲政另一條不歸路，在一場大瘟疫之中，更看得清清楚楚，台灣與西方文明世界接了軌。中共自「十八大」之後，推出了大量宏大的名詞，如「新時代社會治理」，要求「跨界的思路、跨界的方法，協商對話、協同共治」，結果是到處自我封城，八個最先講出真相的人以「造謠」為罪名被拘捕。全國媒體一片噤聲，只剩民間大量傳遞一家大小病患哭號、屍體橫列街頭的各樣短片。
現在，美國人遞過來一隻藥，據說療瘟有速效，千千萬萬中國人呼救。然而，一百年前為你開辦清華大學和協和醫院的美國人，還有創辦燕京大學的司徒雷登，通過「買辦」胡適之，不早就給你藥方了嗎？「美國亡我之心不死」，那麼這個新藥，是想亡你，還是能救你？
既然「美國有解藥，就證明了是美國放毒」，那麼不願賣國、也不願做洋奴的你，還要不要？
在這個時候，中國控制輿論，會有人繼續逃避此一深層次的核心問題，改稱「現在是救命的時候，不應該指責」、或「這個時候批評很容易，同情心最需要」。這種似是而非的導向宣傳，針對知識低下的愚眾。不錯，爆發危機的時候，應優先救人、不應批評；但沒有瘟疫危機的太平消費盛世，明明有劉曉波艾未未等人響過種種警號，企圖以溫和的對話方式，要求那時精神狀態亢奮的中國，正視結構性的痼疾，為甚麼他們的下場各自悲慘？
此外，中國有強大的人力組織調動能力，可以在瘟疫爆發之後，不足 12 天，迅速建立一間醫院。但這種廉價人力的組織調動力，與秦始皇建築萬里長城的性質一樣。人海戰術不能防範瘟疫的爆發，而且同時也見到每日大批新增的死亡人口。廉價勞力和人海戰術，並不是藥方。
美國領事館人員若有點創意，打破在華公務生活的沉悶，在派藥的同時，就在這個關頭，或可對每個來伸手的中國病人，說一聲，等一等：在拿到由美國製造的救命藥之前，只有一個問題：
你是否仍認為美帝及其代表的價值觀是你的頭號敵人？
答了之後再領藥也不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