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過武漢肺炎危機,相信不少人對世界衛生組織不再存有任何期望。由陳馮富珍到譚德塞年代,世衛都被指責管理貪腐,於危機處理方面反應遲緩。更甚,世衛被認為一面倒向中共傾斜,以政治壓倒人民健康福祉,把台灣 2,300 萬人口拒於門外。當世衛尚未納入台灣政府的時候,回顧世衛誕生的歷史,其實中華民國外交官施思明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被視為世衛始創人之一。
施思明於 1908 年出世,父親是顯赫一時的外交官施肇基。施肇基擁有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是民國首任駐美大使,也曾任駐英和駐國際聯盟代表,而施思明自身也是英國劍橋大學醫學碩士,故此施家可算晚清民初的高門大族。在 1934 年,施思明回到中國,及後加入國民政府。1941 年,美國推行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向中華民國在內的同盟國,提供物資和經費支援,而施思明位居財政部長宋子文的機要秘書,成為中華民國一方的工作小組負責人。後來,施思明加入 1943 年成立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協助全球戰後重建工作。
1945 年 4 月至 6 月的三藩市會議(San Francisco Conference),是施思明的外交事業高峰。當時二戰接近尾聲,全球共 50 個國家派員出席這次會議,締結「聯合國憲章」,施思明以中華民國代表團組員兼醫學專家身份出席。「洛杉磯時報」回顧施思明生平時,寫到一些會議細節,施思明和挪威代表 Karl Evang 和巴西代表 Geraldo De Paula Souza,三人一起參加醫學專家午宴,席間他們提到應該要成立一個新的醫學組織,作為聯合國其中一個專門組織。
由於施思明和 Souza 皆是善後救濟總署職員,不能呈交議案,於是他們各自遊說祖國的代表團。當時中華民國和美國、蘇聯、英國都是會議的贊助人,所以在會議甚具影響力。施思明成功遊說宋子文,中國的代表團於是和巴西代表團共同發表宣言,強調全球健康問題已經是迫切議題,各國不能置之不理。最後在三藩市會議,各國一致通過施思明和 Souza 牽頭的宣言,並同意另行舉辦會議,商討成立一個跨國衛生組織。而「聯合國憲章」的第 55、57 和 59 節,都顯示聯合國可成立特別機構,保障全球人民的健康。
後來,施思明是世衛「技術籌備小組委員會」成員之一。他在會上提出,把新的組織起名為「世界衛生組織」,而非「國際衛生組織」,以表達新組織的全球性,以及推揚世界主義:不單是一線強國,發展中國家以至殖民地政府,都攜手參與全球衛生體系。
除此之外,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史學家 Randall M. Packard 的著作 A History of Global Health 考究過,「世界衛生組織憲章」(WHO Constitution)前言第一句有關健康的定義:「健康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是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正是出於施思明的手筆,而這句定義影響往後無數醫護工作者。
可是,施思明及後沒有出任世衛要職,而是直接到聯合國總部擔任醫學總監,管理聯合國總部及各地員工的健康,而且當了接近 20 年,到 1968 年退休。退休後,他移居佛羅里達州的希爾斯波羅海灘,他的孫女 Sarah Sze 是知名裝置藝術家,而孫兒 David Sze 是著名的投資者。他 1998 年過身,享年 90 歲,當時各大報章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發文哀悼。
「洛杉磯時報」悼念施思明時,更指出世衛早年成功滅絕天花病毒,每年透過疫苗計劃,拯救數以百萬計的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