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種姓傳統下抗疫:誰最能夠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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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足令實施期間,加爾各答有警員在貧民窟外分發牛奶與餅乾。 圖片來源:路透社

依舊宰制著印度社會文化的種姓制度傳統,嚴格限制不同階級的接觸。究竟如此按階級疏遠距離的安排,是否就有利社會抵禦武漢肺炎?有印度社會學教授觀察指出,確實有上層階級以抗疫為名加強種姓傳統,把眼中「不潔」的低下階層隔絕開來,但賤民及其他基層生活空間窄小,保持社交距離根本是奢談,在病毒面前根本不堪一擊。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 3 月 24 日宣佈全國封鎖 3 星期,要全國 13 億人口在家禁足,以防止疫情蔓延,及後更把這道禁足令延長至 5 月 3 日。在封鎖政策實施前,政府亦曾呼籲人民保持社交距離,又要求外地返國人士隔離 14 天,可惜很多人未有遵守規定。當地著名歌手 Kanika Kapoor 外遊受感染,但回國後未有自我隔離,確診前更出席多場派對,淪為印度傳媒的話柄。

然而,疏遠社交距離的呼籲之所以無效,原因卻不僅是一小撮人不守法令。印度德里安貝卡大學(Ambedkar University Delhi)社會學助理教授 Priyasha Kaul 撰文指出,背後還牽涉複雜的社會制度 —— 印度種姓傳統,仍然殘留在現今的印度階級社會內部,限制不同階級接觸,特別是對賤民(Dalits)不潔和不可觸碰的成見。如此傳統,固然保證了階級之間的社交距離,但不是每個階層內部都能夠彼此疏遠。

客死異鄉的農村移工

在禁足令頒佈前,位於孟買的全亞洲最大貧民窟之一 Dharavi,居民生活如常摩肩接踵。 圖片來源:路透社

早在武漢肺炎出現之前,印度上流階層聘請的家庭傭工,大部分已不得使用主人家的座椅,亦不得使用相同的餐具一起吃飯。在抗疫期間,上流階層沿用種姓傳統下的權力架構,加強這些不平等待遇,甚至有家庭禁止兼職家傭進入其住宅範圍。這些富裕階層同樣有充裕的生活空間,足夠維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然而,對於社會基層、乃至賤民階層而言,這樣的社交距離相當奢侈。他們大多數生活在城市貧民窟,或者按種姓劃分,在農村特定地區生活,衛生條件普遍惡劣又人煙稠密,根本無從防範病毒傳播。即使未有武肺威脅,張羅生活基本需要已經相當吃力,大多依靠臨時工糊口,僱主沒有提供醫療福利的責任。如今全國經濟停轉,也意味著貧民頓失生計。

屋漏偏逢連夜雨,莫迪政府頒佈全國禁足令前,僅給予 4 小時的通知,很多寄生在城市貧民窟和路邊的移工走投無路,既難在城市生存,公共交通停運,亦使他們難以及時返回農村,很多人只能披星戴月徒步回鄉,還可能因邦政府封鎖邊界而動彈不得。在全國禁足首星期,便有 17 名移工及親屬在途中客死異鄉。

政府的抗疫措施亦顯然有階級歧視的成分,移工經常要面對選擇性執法的警員。早有傳媒報道,有警察以執法之名滋擾甚至毆打路上的移工,但另一邊廂,親政府示威者卻可以無視社交距離規定,繼續聚集為政府造勢。譬如在孟買、印多爾(Indore),還有莫迪家鄉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阿默達巴德(Ahmedabad),均有數百名親政府人士示威,公然在宵禁令結束前幾小時上街,卻未有任何執法部門阻撓。在禁足令生效不足一日後,北方邦(Uttar Pradesh)首席部長 Yogi Adityanath 亦公然違規,參與位於阿約提亞(Ayodhya)的宗教儀式,中央政府同樣視若無睹,更遑論執法人員介入。

根據 2011 至 12 年人口普查數據,印度早就有多達 21.9% 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原有擠迫的生活環境,已大幅增加他們感染武肺的風險,政府禁足令更使得他們貧病交迫。縱然莫迪政府亡羊補牢,推出價值 1.7 萬億盧比的扶貧方案,但如今疫情再加劇了種姓傳統下的社會結構問題,恐怕不是「扶貧」解決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