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大爆發，令全球數以十萬計的人喪生，各國也要面對災難級的經濟衰退。很多人把矛頭直指中國政府刻意瞞報，好比當年切爾諾貝爾核事故，令災情一發不可收拾。美國密蘇里州政府，就率先在 4 月 21 日入稟地區法院，控告中國。可是，要分析向中國索償可行與否，我們就要先了解國際法中的主權豁免（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y）原則。
在一個民主國家，原則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市民可以控告一國之首甚至整個政府。前者的例子有以色列，該國檢察總長曼德布里特（Avichai Mandelblit），就 2019 年 2 月宣佈控告總理內塔尼亞胡收賄、背信和詐欺罪；在獨裁國家也偶有例子，蘇里南總統鮑特瑟（Dési Bouterse）就被當地法院判處謀殺罪成，判囚 20 年。而透過法庭控告政府的事例也很常見，近來最矚目的案件，莫過於中國企業華為在 2019 年 3 月 6 日向美國聯邦法院提訴，希望裁定美國政治針對華為的禁令違憲。
可是，在西方法治制度之下，一間中國企業可以在美國法院控告美國政府，但因為外國主權豁免原則，任何單位都不能在美國法院控告中國政府。根據牛津大學的法律辭典，普遍來說，一國的司法權不能延伸到另一個國政府，這也是基於現實考慮，一國法院對別國根本沒有管轄權（jurisdiction）。現時很難追溯主權豁免原則的來源，相信是由不同案例建立起來。美國的話，第一宗案例是 1812 年「帆船交易所訴法登案」（The Schooner Exchange v. M’Faddon），法登和格萊瑟姆本來擁有帆船「交易所」（Exchange），但在 1810 年卻在西班牙被拿破崙政府沒收，改裝成法國海軍軍艦。該艦後來因風暴被迫停靠美國費城，法登和格萊瑟姆就向地方法院提出訴訟，但法院就認為自己沒有管轄權而拒絕受理。這是第一宗美國案例，奠定外國主權豁免原則。
在全球化潮流下，國與國的磨擦也變多，有些新生社會主義國家更會強行徵收外國人財產。到 1976 年，美國國會就通過「外國主權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FSIA），明確列明外國主權豁免的界線，這也可稱為相對主權豁免（Relative Sovereign Immunity），即是主權豁免並非絕對。依照「外國主權豁免法」，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外國主權豁免不會成立：一、外國政府主動放棄國家豁免權；二、外國政府參與商業交易活動；三、違反國際法規而取得的某些財產；還有最重要一點是 —— 四、外國政府進行有關恐怖主義的活動。
在「外國主權豁免法」之下，美國州政府要控告中國十分困難，耶魯大學法學教授 Stephen Carter 在彭博社撰文，明言不可能，而且主權豁免就像一個和平條約，同時保障雙方，確保別國不會以法律之名輕易打擊自己。可是也有別的法律觀點，以色列的人權及法律專家 Nitsana Darshan-Leitner，專門研究恐怖主義罪行，她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表示，可以循恐怖主義罪行的方向出發，若果中國政府知道病毒的危險性，而依舊隱瞞，其實就已經類同恐怖主義，而且在國際法之下，中國有責任及時向國際組織通報疫情。
而密蘇里州政府的狀紙就寫到，中國當局在疫情爆發早期，欺瞞公眾，阻止資訊傳播，拘捕通報者，否認有關人傳人的資訊，並囤積外國醫療物資，令本來可以防止的疫症演化為全球大流行。該州總檢察長施密特（Eric Schmitt）同時提告兩個實驗室以及中國共產黨，施密特指出該兩個實驗室屬商業性質，而中國共產黨不同中國政府，並非國家單位，希望增加法庭採納的機會。另外，有兩名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及賴特（Ron Wright）也提出法案，希望剝奪一些誤導世衛的國家的主權豁免權，好讓國民可以發起訴訟。
若果美國法院不受理，最後一步可能就是國際法庭。早前就有共和黨議員要求杜林普政府在國際法院向中國提出訴訟。在印度，也有資深政客要求政府以生化戰事（Biological Warfare）為由，在國際法院控告中國。在 4 月初，印度律師協會也透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希望向中國政府就隱瞞疫情問責賠償。不過在 4 月初，中國才剛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諮詢小組，相信印度律師協會成功機會很微。
